年符一易，聞國體變更，民國五年已宣布改為洪憲元年，教育上似有改更方針之論。校長之訓話，其將轉共和之舵而倡言君主乎？同是一人得毋先後矛盾，無以為語乎？抑置之不理，姑為觀望以待解決乎？此或諸生所期望，而餘亦不能已於言者也。一言以蔽，不論國體變更不變，教育決不變更，非不願變更也，不必變更也，純正教育原如是。首宜研究者，教育對於國體為積極的鼓吹乎？抑為消極的防止乎？由前之說，民國時代盛倡共和，必使人民養成放浪自由之習氣，教育者豈所讚同？故共和國家，教育上本非積極的鼓吹，其焰熾當為消極的防止其流弊。曩言共和與道德，及共和即眾心結合之意，皆為防止共和之流弊起見，是故共和流弊之方向，與教育之方針不一致。若國體改為君主，教育上亦非積極的鼓吹，仍為消極的防止。而教育之方針初無變更，共和流弊之方向與君主流弊之方向，固東西相反，教育則衡其太過不及、自左自右，仍不失為南北方向也。
共和與君主何以異？所異者其流弊耳。共和國家不可無統治，君主國家不可無結合，教育上決無何意見之歧異。讀吾國曆史，興亡成敗，改革無常，不外少數人之爭奪與多數人附和而已。此爭奪之少數人中固無教育者，即附和之多數人中亦無教育者，教育為純正之事，教育者為純正之人。共和之流弊譬之糖，君主之流弊譬之鹽，純正教育譬之清水，多量之清水能融化糖與鹽。至於無味教育之力，能融化共和君主之流弊而歸一致。所謂人性即清水，餘故曰教育對於國體為消極的防其流弊，對於人性為積極的圖其發展。
且國家與社會之二名詞，教育上之解說亦有不同。概言之，教育對於國家為間接之主張，對於社會為直接之主張。移風移俗，對於社會而言。對於國家主張，為對於自國以外之國家而有主張，非對自己國家而主張，若對於自己國家而有主張，決非教育思想而為政治思想，所謂教育亦不純正教育也。純正教育，名詞之外延大於國家道德的生活，無論共和君主無不適用之。餘今日訓話之主旨，並不在言共和君主，而在言純正教育之真義。處此時勢，教育者尤宜自命為純正之人，而後可行純正之事，諸生其共勉之。
（原載《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校友會誌》第8期）
學校園開始臨時訓話
（1916年3月）
寒假之後，雖非學期開始，全體諸生亦一次散聚，加以新定及修改各規程之宣布，故有今日之訓話。本校學校園，始於去年得校後餘地妥為計劃，自即日起令全體諸生分別從事實習，今日特行臨時訓話，使諸生先明了學校園之觀念。查師範規程，應設學校園，又雲設農業科者須有農事實習場，當然包含於學校園之內。學校園範圍內學生之作業不外農事實習，可知農事實習亦不僅限於有農業教科年級之學生，即有農業教科如四、三年級學生之隨事實習，亦決不如理化之實驗而已，他如養成勤勉之習慣，及意誌之陶冶、實習的趣味、審美的感情，皆有密切之關係。故以農事實習為全校諸生修養品性之要舉，不僅為四、三年級尋常實習已也。學校園之名詞外延甚大，本校學校園除森林另覓地籌備外，校後餘地中間劃一大圈，為農場通路，為徒步練習，亦一舉兩得，圈內為果樹園，圈外依學校分為十區。今日臨時訓話，即校長與諸生在禮堂行承交之手續，固非尋常佃戶可比，不特希望農作收獲之發達已也，而所以使農作收獲發達之品性成績尤為可貴。以農事喻教育，以草木喻人性，古有恒言，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孟子牛山之譬、一暴十寒之歎，誠以農事之原理與教育之原理甚相吻合，而二者關係之密切，尤大可研究也。
餘嚐謂農事為有形之教育，教育為無形之農事。師範生有農事之實習，得使教育家有實業之興味，此種影響及於教育，更有莫大之關係。教育與實業有必然之結合，餘有一論載於《教育周報》，可以一讀。今日更進一層，教育與實業之結合，此實業指農事而言。無農業，工無以製造，商無以運輸，猶之無教育，不足以言政治軍事也。以農事之原理，揣教育之效果，教育者故無成績渺杳之歎；以農事之效果，引教育之興味，教育者始有精神研究之心。校訓第一字曰勤，農事與教育均為不可少之要訣。不勤農事，必無收獲，教育安有效果？希諸生將來於教育實際得良好之效果，可觀諸生今日於農事實習，有美滿之收獲，其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