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海灣戰爭不過是一邊慫恿薩達姆進攻，一邊準備打擊他的密室政治而已，棋局其實把握在美國的幾個領導者手中。幾個人策劃，百萬大軍對壘，無數人喪生的戰爭不過是幾個人的一個決定而已。
誰最早就開始孕育恐怖組織
2001年，本·拉登製造了導致接近三千人死亡的“9·11恐怖襲擊事件”（美國說法，至今沒有確鑿證據），之後“恐怖”一詞成為世界頭條。至今，全球的各個角落都充滿了對恐怖主義的憂慮，按照美國的說法，恐怖主義源於阿富汗境內本·拉登領導的恐怖分子，那麼這十年中，為何遍布全球了呢？
2011年5月2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罕有地在周日發表電視講話，確認“9·11”襲擊事件幕後首腦、“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在美軍的一次“定點清除”行動中被擊斃。在經曆近十年的藏匿生涯後，這位現代最為著名的恐怖主義頭目最終伏法。
很多人認為，拉登的死亡為美國宣布“反恐戰爭”結束提供了機會。可是美國和歐洲現在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擔憂恐怖主義。按照中國的江湖規矩，本·拉登的追隨者和塔利班要誓死複仇，西方世界徹底進入一個無休止的反恐拉鋸戰。
現在的美國人很難理智看待恐怖主義威脅。針對紐約和華盛頓的恐怖襲擊至今令人心有餘悸。“基地”組織（al—Qaeda）顯然還催生了附屬組織，這些組織可能與拉登此前從巴基斯坦指揮的原版“基地”組織一樣危險。情報官員們表示，“基地”組織在也門、索馬裏和北非的分支正在策劃危險的活動——沒有理由不相信他們。
可是喜歡用數據說話的美國人，仔細地研究了兩種情況下的死亡人數，就發現恐怖主義威脅被嚴重誇大了。美國學者約翰·繆勒（John Mueller）在兩年前發表的一本著作中指出，自1960年以來，被恐怖分子殺死的美國人，“與同期由其他造成的事故致死的人數幾乎相同”。布賴恩·詹金斯（Brian Jenkins）在為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撰寫的一份報告中提出了類似的觀點：“美國人死於汽車事故的平均幾率約為九千分之一，被謀殺的幾率約是一萬八千分之一。”然而，在“9·11”之後的五年內，包括“9·11”恐怖襲擊的死亡人數在內，“美國普通人死於恐怖襲擊的平均幾率僅為五十萬分之一”。
可是美國向“反恐戰爭”投入的資源令人難以置信。《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去年在《絕密美國》（Top Secret America）報道中指出：“自2001年9月以來，華盛頓及周邊地區在建或已建成的用於絕密情報工作的建築群有三十三座。它們幾乎相當於三個五角大樓。”而這隻是自“9·11”以來成立的機構。在“反恐戰爭”之前，美國中情局（CIA）和國家安全局（NSA）就絕非財力或資源不足的機構。
反恐戰爭決定了美國軍事和情報預算的走向，而這正是美國利益集團瓜分利潤的好機會。我們早就知道，如果中央情報局的人蓄意地剪裁信息，那麼他們就能夠影響美國反恐經費的走向。截至2010年，美國每年的情報預算是七百五十億美元——自“9·11”以來增長了二十倍以上。這些數據還不包括情報機構開展的軍事活動，比如在巴基斯坦的無人飛機襲擊行動。考慮到這一切，美國花費十年時間才追蹤到本·拉登令人吃驚。
然而，成功殺死本·拉登（再加上有關恐怖分子可能在策劃新的陰謀的警告），實際上可能進一步增加情報支出。上周宣布的大衛·彼得雷烏斯將軍（General David Petraeus）被任命為中情局局長的消息，加大了上述可能性。彼得雷烏斯將軍是一個“帝國締造者”，在國會擁有一大批支持者。
北京電視台製作的一期《檔案》節目專門講了本·拉登與美國政府、中央情報局之間的絲絲縷縷，就在20世紀90年代本·拉登與美國鬧翻後，美國就製訂了要清除本·拉登的計劃，甚至有幾次準備付諸實施的行動計劃和絕好的機會，比如與阿富汗雇傭軍聯手綁架、比如用“捕食者”和衛星鎖定進行導彈攻擊，幾乎得手而又坐失良機。
難道這是巧合，還是預謀？
以美國的觀點：本·拉登在幾次被追殺之後一手製造了美國駐也門、肯尼亞大使館爆炸案，直至震驚世界的“9·11”事件，數千美國平民死於非命，由此拉開了長達十年的全球大追殺，口號是“消滅恐怖主義”，為消滅恐怖主義，美國甚至於不惜發動局部戰爭。可是以此為口號發動的阿富汗戰爭中死於非命的卻是大量的平民，特別是他們不是被恐怖分子所傷，而是死於美軍導彈、炸彈、槍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