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首發雖然可以算作西德尼·溫伯格個人的完勝，但事實證明這是一次偶然的、不可複製的事件，對高盛在同業內的競爭力成長沒有產生任何長遠的影響。這種情形是溫伯格所不能接受的。他總是在尋找新的機會，而且一旦發現好機會就能迅速加以利用，並從中獲益。他鐵了心要讓自己的公司在投行業內取得更高的地位。
除了他本人善於招攬生意的才能和廣為人知的聲譽外，溫伯格為高盛帶來的業務才是起到實際作用的。他一身兼任20多家大公司的董事，從而確保了高盛能從這些公司獲得業務。作為這些大公司上市的主承銷商，高盛以允許其他投行參與由它發起的承銷團作為交換條件，保證自己能夠參與到其他承銷商組織的承銷團當中。
溫伯格的成功很多時候都是因為他能針對特定的人或特定的事采取最直接有效的行動，而他麵對的人通常都是公司的CEO們。約翰·懷特黑德對他這種處事方式的解釋是：“每家公司的組織結構很大程度上是受其客戶的影響而設置的，既然西德尼·溫伯格能有效地控製他的客戶，他也就能成功地掌控整個公司。”約翰·溫伯格回憶說：“他是絕對的資深合夥人，總之，他就是塊當老板的料！我曾經在一次合夥人會議上聽過他說這樣的話：‘你們的意見我都聽到了，我也認真仔細地考慮過所有人的觀點。但是我現在明確地告訴各位，民主決策到此為止。’然後，他就會宣布自己獨斷的決定。”
正如與他同時期的華爾街其他企業家一樣，溫伯格對公司的內部運營毫無興趣。溫伯格在這方麵留給兒子的建議是：“不要在公司內部運營上浪費時間。如果他們遇到棘手的問題，他們會帶著問題來找你。”約翰後來回憶說：“他對公司的內部運營不感興趣，他喜歡的是投資銀行業務，所以他雇用別人來幫他打理公司。”
唯一一個例外是在公司的人事招聘上。他隻在兩個層麵尋找新人。在最高層麵上，他希望找到一位能接他的班，繼續打造高盛在投行業領軍地位的領導型人物。他覺得當時公司內沒有人能擔當此重任，所以他招攬了查爾斯·薩爾茨曼和斯坦利·米勒作為繼任的候選。米勒在華爾街曆練過，在紐約及全美境內都有廣泛的商務聯係。薩爾茨曼也有不錯的社會關係，身為羅茲學者，身兼陸軍將軍及國防部副部長的職務，地位僅次於喬治·馬歇爾。可不論這兩人的才幹如何，高盛的其他合夥人都不接受他們中的任何一人出任公司領導者。其實這也可以說是歪打正著，公司裏就空出一個重要職位，等待著日後由格斯·利維擔當。利維在任期間帶領公司在交易業務方麵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一直從20世紀40年代持續到60年代。
在新手層麵，溫伯格招聘了許多從哈佛畢業的MBA（工商管理碩士），這些人都成為投資銀行業務的初級經理人。約翰·懷特黑德也是通過這個層麵的招聘於1947年加入高盛的。
懷特黑德出生於伊利諾伊州的埃文斯頓，生於1922年4月2日。他成長在新澤西州，他的父親曾是新澤西電話局的線路維護人員，後來轉到了人事部門。高中畢業之後，約翰被哈弗福德學院錄取，在上大學的時候他因為上選修課結識了埃德蒙·斯滕尼斯。斯滕尼斯因為希特勒掌權的緣故拋棄了他在德國富裕的家庭。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哈弗福德落戶之後，該學院的院長請他前去任教。他和年輕的懷特黑德建立了特殊的友情。懷特黑德回憶起與這位老師的友誼時說：“是斯滕尼斯幫助我拓展了全球化視野，他讓我對歐洲乃至更廣闊的世界範圍有了認識，這也是日後我對高盛業務必須向全球拓展的信心的來源。”懷特黑德勤奮努力地修完了在哈弗福德的課程，然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了海軍。他曾在一艘攻擊型運輸艦上服役，參加過諾曼底戰役、法國南部解放戰役、日本硫磺島及衝繩島戰役等。之後他在哈佛商學院獲得了MBA學位（以優異成績畢業）。此前海軍曾指派他在商學院任戰時教官，所以懷特黑德有著從老師變成學生的特殊經曆。
1947年畢業之後，懷特黑德加入了高盛。當時他隻想作為其300多名雇員中的一員，平穩地在這個家族企業中度過一個轉型時期：“我當時的設想是在華爾街先經曆一段學業結束之後的實際業務培訓，通過這個途徑最大限度地了解美國的商業圈，最後穩定地進入一個企業管理職位工作，但是穩定下來之前必須多看、多了解一些企業和公司。”在拒絕杜邦財務部門的一份工作之後，懷特黑德接受了他接到的唯一一份投資銀行職位，這也是高盛當年招聘的唯一一個此類職位。“坦白地說，我之前根本沒有聽說過這家公司。”當時他的年薪僅為3600美元。
20世紀50年代晚期，高盛顯然已經成了西德尼·溫伯格一個人的公司，約翰·懷特黑德就是他的左膀右臂。“作為西德尼·溫伯格的手下，我為他效力，”懷特黑德說，“自然而然地參與了福特股票發行中所有日常的冗雜事務。我被他從眾多員工中挑選出來，因為我年輕，不聒噪，而且還不是合夥人。福特股票發行過後不久，我就發現自己又投入了通用電氣3億美元的債券發行業務。在當時那個年代，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單企業債。回想起當年的歲月來，真可謂鼓舞人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