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2月12日上午10點30分，下著小雪，美國海軍特別助理托馬斯·杜南和兩名攜帶武器的郵政檢查員到高盛29層的交易室找到公司掉期交易的主管，並要求他去有玻璃牆的辦公室。他們拉下簾子告知鮑勃·弗裏曼：“你被捕了。”原因是涉嫌內幕交易。他們翻箱倒櫃找弗裏曼的文件並沒收了他的名片盒。聯邦官員用繩子將交易區隔離出來並開始搬運文件。當時在場的合夥人傑夫·布瓦西回憶道：“每個人都驚呆了。”
弗裏曼給高盛的律師勞倫斯·佩多維茨打了個電話告訴他此事。佩多維茨覺得難以置信，“鮑勃，我馬上要去休假了，去猶他州滑雪。你是在和我開玩笑對不對？”
“不，拉裏，我很嚴肅。聯邦檢察長辦公室的托馬斯·杜南在這裏。他要逮捕我。”
“讓我和湯姆說兩句。”佩多維茨和杜南在美國檢察長辦公室共事時曾經是朋友。
“湯姆，鮑勃絕對是個好人，你可別給他戴手銬。”
弗裏曼被帶進了電梯，盡管有佩多維茨的請求，他還是被戴上了手銬。他被帶到了門外等著的汽車上而杜南則留在他的辦公室繼續搜查。弗裏曼被收押在位於弗利廣場的聯邦法院。
高盛的安全事務主管吉姆·弗利克驅車趕到並給戴著手銬的弗裏曼披上了雨衣，而當時電視主持人、攝影師和新聞記者們正蜂擁而至。當被問及自己的社會保險號碼時，弗裏曼才意識到自己有多麼沮喪：他記不起來了。他的護照也被沒收了，還被提取了指紋和拍照。在交納了25萬美元的保釋押金後，他被釋放。當被問及為什麼要使用手銬時，美國郵政檢查局的高級調查員約翰·斯拉溫斯基看起來有些吃驚，他說這是標準程序而且經常用於逮捕暴力罪犯的場合：“在實施逮捕的時候我們也要保護我們員工的安全啊。”
在距離高盛總部一個半街區的地方，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理查德·威格頓也有同樣的遭遇。被朋友們稱呼為威基的威格頓也不太相信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他還以為隻是個玩笑。他從未聽說過郵政檢查員，所以他讓這些聯邦雇員們趕緊消失，但他們卻突然給他戴上了手銬。他的同事蒂姆·泰伯也被逮捕了——由於當時已經很晚了，他隻能在裏麵待了一夜才交保獲釋。
在做完立案記錄後，弗裏曼回到高盛並徑直走進管理委員會的辦公室，鮑勃·魯賓、史蒂夫·弗裏德曼和佩多維茨都在那裏等著他。他叫道：“都在撒謊，都在撒謊。我根本沒有做錯事。”然後，他看著他的上司魯賓，魯賓說道：“這都是假的，鮑勃，全是假的。”
當漢克·保爾森給在東京的高盛合夥人吉姆·戈特打電話時，吉姆還在睡覺。保爾森告訴吉姆馬上去成田機場迎接從紐約飛過來還在倒時差的約翰·溫伯格，等約翰·溫伯格一下飛機就告訴他合夥人鮑勃·弗裏曼涉嫌內幕交易被捕。20年之後，戈特說道：“我對那通電話記憶猶新，就像當年西德尼·溫伯格往芝加哥俱樂部打電話，告訴我我被升為合夥人的一幕一樣清晰。”
4月9日，48歲的弗裏曼因聯邦檢察官指控其共謀違反證券法而被正式定罪。
在弗裏曼公開被捕之後，高盛立即聘請外部律師進行內部核查。檢察所有的交易記錄，而弗裏曼則與律師們進行了整整8個小時的談話以核查他在過去兩年中的交易行為——特別關注他與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馬蒂·西格爾之間的交易和電話來往。
如此戲劇化的逮捕和立案正是美國聯邦檢察長辦公室頗具政治野心的紐約檢察官魯道夫·朱利亞尼的慣用做法。作為檢察官，朱利亞尼在裏根在任時還隻是默默無聞的負責法律秩序的司法部副部長。他在1983年成為紐約南區法院的聯邦檢察官。他決意要在任期內讓他的業績更加突出，同時吸引更多媒體的關注。他似乎從來都不在意他的公司可能會失去守規矩、勤勉，以及調查質量一流的好名聲。很快，朱利亞尼就突破了他前任關於盡量避免受到公眾關注的政策，積極地尋求媒體的報道並掌握了適時將信息透露給其喜愛的記者以獲得最大關注度和影響力的技巧——發表能夠吸引心存懷疑的人並擾亂他們思維的文章。朱利亞尼的辦公室也使用其他能夠吸引疑慮重重的人士的手段，比如匿名電話或匿名信。
除了改變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基本政策和程序之外，朱利亞尼還策略性地將其雇員和其他資源都集中在打擊有組織犯罪和毒品犯罪上——這兩種罪行是最明顯的——他們采取高調的逮捕行動並伴有媒體的深度報道。一名檢察官行使廣大公眾的權力，他們可以有重要甚至是占主導地位的私人目的，尤其當這個私人目的是要贏取在重要公共機構的領導權時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