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華科滑鐵盧
當徐少春在北京中關村受到冷遇的時候，從深圳回到北京的許瑞洪看起來正春風得意。他在北京體育學院旁邊建造了富麗堂皇的“瑞洪大廈”。“瑞洪大廈”四個字嵌在大樓右側幾百平方米華麗的大理石牆麵上，每個字都有十幾平方米之巨。
1994年初春，華科通信技術開發總公司總裁許瑞洪在“瑞洪大廈”接受了《計算機世界報》記者劉颯的采訪。
走進許瑞洪的辦公室，記者發現內外套間，超過100平方米，附帶一個巨大的衛生間。許瑞洪告訴記者，老板椅花了1萬元，大浴缸花了10萬元，樓前那個鮮花盛開的庭院是他自己設計、浴室裏的那個水龍頭是真金鍍成。他坐在這裏指揮公司，運籌帷幄，還接待了至少8個國家的元首。
“人對社會的貢獻是不一樣的，那麼，社會對人的評價也不同。我這樣做，是想帶頭樹立一種新的風氣。凡是幹好了、對社會貢獻大的人，社會應該想著他、記住他。在美國，誰誰修了什麼大橋，誰誰建了什麼摩天大樓，他的名字都被刻在醒目的位置上，其他許多國家也是這樣，以鼓勵人們往更好裏幹。在中國，也應當這樣，人們不應該忘記那些貢獻大的人。這樣做的人多了，不久或將來就會有更多的能人站出來，為社會、為國家做更大的貢獻。”
100人的公司，年銷售額1.3億元，在全國的技、工、貿企業中效率最高。許瑞洪精準地描繪出自己對國家的貢獻，理直氣壯地為自己屁股下的這棟建築和“瑞洪大廈”四個大字作著辯解。
初春的北京，路邊的柳樹開始吐出綠粒，但風中還帶著一絲絲寒意。許瑞洪實際上也感受到了寒氣正在襲來。
許瑞洪生於江蘇省金壇縣，幼年喪父從小就領略了生活的艱辛。考上清華到北京來讀大學之前，他的雙腳就沒有穿過鞋。許瑞洪為了湊齊學費完成學業，不得不懇求姨媽。姨媽把自己陪嫁的銀質手鐲給了他。這是他當時見過的最豪華的器物，他把它賣了8塊錢，而這點錢遠遠無法滿足他在清華大學的開銷。事實上，這孩子幾乎完全依靠課餘時間為學校勞動，才終於完成學業，並留校任教。
1984年，許瑞洪離開北京，受學校委托到新辦的深圳大學去做教師，這成為他人生的轉折。深圳商業氣氛濃重，到這裏來闖蕩的人，多是無法無天之輩。許瑞洪很快就證明自己是一個商業天才。他不炒外彙，不做房地產，在五花八門的電子產品當中看中了程控交換機，其實就是把台灣的產品弄進海關來，再轉手倒賣。他說，“我的專業是通訊，我隻做那些我了解的東西。”那時候“華為”還沒誕生，整個深圳隻有他一個行家裏手。所以他很快壟斷了這樁買賣，並且在第一年裏掙了70萬元。他當時的月薪56元。
本來，他應該在深圳做下去，不知為什麼1987年他卻回到了北京，進入電子部第六研究所，說動六所借給他28萬元，讓他去注冊公司。許瑞洪拿到這筆錢，轉手劃給海關，為一批貨物支付進口關稅，把貨運進來，而這邊早有買家等待。原來他從深圳到北京，兜裏一直揣著程控交換機的訂單。公司還沒正式掛牌，他已撈了一票。
許瑞洪很快就離開六所辦公樓，在白頤路東邊的榆樹林11號租間小屋，掛起華科通訊公司的招牌。那是一間40平方米的公寓，沒有暖氣，也沒有辦公桌。然而這一切都擋不住他從壟斷的程控交換機生意中繼續賺錢。年底結算之時，許瑞洪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六所那筆錢還清。六所發現“華科”是棵搖錢樹，所以告訴許瑞洪，錢不必還了，那筆款子原本就是六所的投資。
雖然自己是六所的人，六所投資，占有公司股份是應該的，但應該把比例說清楚。當時沒有捅破這層窗戶紙，禍根從此埋下來。
當時，全國都在大興土木，建了高樓大廈，要買的第一樣東西就是電話。這個國家對有線電話的需求以每年三位數的幅度增長著。離開程控交換機，電話就成了無源之水，而全中國還沒有哪個地方能夠生產它。許瑞洪因此成了救世主。那段時間，眾多想要購買程控交換機的人跑到中關村來找他，甚至把錢先交給他，再到門口排隊等待接見。許瑞洪眼見需求如此巨大，靈機一動，決定自己製造。1990年“華科牌程控交換機”麵世，許瑞洪後來一直堅持，這是中關村第一個自主開發的產品。
其實，所謂“華科牌程控交換機”，不過是“國內組裝”的外國貨。許瑞洪來到清華大學東門外，租來一大排平房，花20萬元從深圳買進一套流水線，又回身跑進清華，領來一堆學生當工人，每天付給每人20塊，還管一頓飯。進口組件搬將進來，一套接一套，源源不斷。許瑞洪利用自己的專業交給學生如何插元件、如何走電焊、如何給組裝起來的機器貼個商標，叫“華科100”。一個暑假裝起500台，每台120門，成本20000元，能賣75000元。連個“生產許可證”也沒有，居然供不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