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希拉裏似乎要宣揚自己、丈夫以及克林頓政府的仁慈哲學，它不僅讚成傳統的家庭和個人責任，還認為政府應該心懷同情，設立慈善項目來幫助那些弱勢群體。克林頓政府將會成為醜陋的政治風暴中的精神港灣。選民們選舉克林頓做美國總統就已經表明了他們想要“重塑這個社會”。它現在已經開始了根本性的轉變，比如政府政策中精神家園的體現，以及信徒們已經擁有的前進方向。對於李·阿特沃特的問題，她回答說：
“誰來領導我們走出這個精神真空？答案就是我們每一個人。因為重塑社會不僅僅要改變政府體製，使我們的機構更加適應現實，它還要求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努力重新定義我們的生活……抓住機遇，並且做出最佳選擇。這就是本屆政府、總統和所有抱有此類希望的人們正在努力的方向。”
幾個星期之前，《調和》雜誌的編輯兼發行人邁克爾·勒納到白宮造訪了希拉裏。這份猶太期刊（雙月刊）融合了自由主義文化和政治評論、後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猶太法典《塔木德經》教義和新世紀理論的思想。
在希拉裏的辦公室和自己的雜誌上，勒納都提到了自己的價值政治觀，非常切合希拉裏的政府服務理念。勒納的潛台詞就是，政府已經圓滿解決了人們的基本政治權利問題，雖然還沒有解決大家的經濟需求。“然而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還有一類需求被完全忽視了：追求更高精神目標的需求。我們中的許多人都參加過社會改革運動，比如要求經濟公正的運動、民權運動、同性戀權利運動和工會運動等。”勒納寫道，“但是，我們感覺這些運動往往貶低甚至否認了人類生活中的一個重要方麵：精神。”
在奧斯丁演講中，希拉裏借用了與勒納討論的部分內容，她斷言：“在我看來，我們正處於價值危機之中。為什麼在經濟如此發達的美國……人們內心還有空虛感？為什麼經濟增長和繁榮、政治民主和自由仍然無法讓我們滿足？為什麼我們缺少個人價值和社會集體價值——成就感、歸屬感和同胞情誼？”
父親的病危顯然讓她心情十分沉重，當她簡要闡述“為所有美國人提供平價、充分的醫療保障”的必要性時簡直令人心碎。“我們必須要仔細拷問醫療保障體係的所有方麵。醫生為什麼要做自己的工作？護士的工作為什麼有一定權限？病人為什麼會處於這種狀態？生命何時開始？又在何時結束？這些又是誰來決定的？……（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我們綜合自己的道德、倫理和精神信仰，並且在上帝的指引下竭盡我們所能。
“我們怎樣才能建立一個沒有規章製度和官僚機構的體係，並且用人類的關懷、關注和愛心來代替它？這就是我們改革醫療保障體係的最大挑戰。”
演講快要結束的時候，希拉裏似乎又恢複了韋爾斯利畢業典禮上的陳詞濫調：“我們的政府機構意味著什麼？受教育意味著什麼？作為記者又意味著什麼？當今社會中作為一個真正的人，而不是某種職業身份又意味著什麼？去年，自私和貪婪所得到的讚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現在是時候問問自己這些問題了。”
她在演講的最後還提到了拒絕尖酸刻薄的言語攻擊的必要性。要知道，就在幾個星期之前，她還派自己的親信從戴維營回到華盛頓寫出了一個關於“壞人”的故事。而且在奧斯丁之後的第一次公開露麵時，她還告訴國會中的民主黨人，是時候“妖魔化”那些阻止醫療保障計劃的人們了。她在奧斯丁說道，“想要填補李·阿特沃特所說的精神真空”，就應該要求“個人做出許許多多的改變，比如言語攻擊……比如真正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希拉裏從小石城回到華盛頓幾個小時之後，她的父親就去世了。此時，她和切爾西已經在父親的病榻前守候兩個星期了。
回來之後，希拉裏發現白宮一片混亂。一直以來都是她在督促丈夫專注於工作，因此她短暫的離開所帶來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她譴責克林頓的助手決策不力，而且計劃和執行工作也沒有做好。醫療保障計劃陷入困境。當時的她感到十分絕望、悲傷，似乎已經筋疲力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