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仁者的情愫2
孩子與樹
17世紀英國哲學家霍布斯認為，人是自私自利的動物，每個人都努力要保持自己的生命。這種“自我保存”是人類一切行為的基本動力。霍布斯是站在研究國家社會出現的角度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他的思想核心就是“人對人是狼”，然而他忽視了父母與子女的關係，父母對子女是一種本能、無私的愛，而子女卻往往沒有同樣的感受。
從前有一棵樹，她很愛一個小男孩。每天男孩都會跑來，收集她的葉子，把葉子編成皇冠，扮起森林裏的國王。男孩會爬上樹幹，抓著樹枝蕩起秋千，吃吃蘋果。他們會一起玩捉迷藏，玩累了，男孩就在她的樹蔭下睡著了。男孩好愛這棵樹……樹好快樂!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男孩長大了，樹常常好孤單……
有一天男孩來到樹下，樹說：“來啊，孩子，來，爬上我的樹幹，抓著我的樹枝蕩秋千，吃吃蘋果，在我的樹陰下玩耍，快快樂樂的。”
“我不是小孩子了，我不要爬樹和玩耍。”男孩說，“我要買東西來玩，我要錢。你可以給我一些錢嗎?”
“真抱歉”樹說，“我沒有錢。我隻有樹葉和蘋果。孩子，拿我的蘋果到城裏去賣。這樣，你就會有錢，你就會快樂了。”
於是男孩爬到樹上，摘下她的蘋果，把蘋果通通帶走了。
樹好快樂。
男孩好久沒有再來……樹好傷心。
有一天男孩回來了，樹高興得發抖，她說：“來啊，孩子，爬上我的樹幹，抓著我的樹枝蕩秋千，快快樂樂的。”
“我太忙了，沒時間爬樹。”男孩說。
“我想要一間房子保暖。”他說。
“我想要妻子和小孩，所以我需要房子，你能給我一間房子嗎?”
“我沒有房子，”樹說，“森林就是我的房子，不過你可以砍下我的樹枝去蓋房子，這樣你就會快樂了。”
於是男孩砍下了她的樹枝，把樹枝帶走去蓋房子。
樹好快樂……
可是男孩好久都沒有再來，所以當男孩再回來時，樹好快樂……快樂得幾乎說不出話，“來啊，孩子，”她輕輕地說，“過來，來玩啊!”
“我又老又傷心，玩不動了，”男孩說，“我想要一條船，可以帶我離開這裏，你可以給我一艘船嗎?”
“砍下我的樹幹去造船吧!這樣你就可以遠航……你就會快樂。”樹說。於是男孩砍下她的樹幹造了條船，坐船走了。
樹好快樂……但不是真的。過了好久好久那男孩又再回來了。
“我很抱歉，孩子，”樹說，“我已經沒有東西可以給你了……”
“我的蘋果沒了。”
“我的牙齒也咬不動蘋果了。”男孩說。
“我的樹枝沒了，你不能在上麵蕩秋千……”樹說。
“我太老了，沒有辦法在樹枝上蕩秋千。”男孩說。
“我的樹幹沒了，你不能爬……”樹說，
“我太累了，爬不動的。”男孩說。
“我真希望我能給你什麼……可是我什麼也沒了。我隻剩下一塊老樹幹。我很抱歉……”
“我現在要的不多，”男孩說，“隻要一個安靜可以休息的地方。我好累好累。”
“好啊!”樹一邊說，一邊努力挺直身子，“正好啊，老樹根是最適合坐下來休息的。來啊，孩子，坐下來，坐下來休息。”
男孩坐了下來，樹好快樂……
這個故事一看就會有種本能的親近和熟悉，是我們值得思考的問題。故事裏麵，這棵樹就好像我們的爸爸、媽媽，我們就好像那個小男孩。小時候，我們總是圍繞在爸爸、媽媽的周圍玩耍。漸漸地長大後會離開父母的身邊，而且不常回來，即使每次回來也可能是不快樂的時候，不然就是有什麼需要的時候，而父母常常都會把他們身上最好的、最符合我們需要的東西交給我們。這時，我們總是拿了東西轉身就走，留下渴望我們留在他們身旁的父母。凝視著漸小的背影，雖然如此，他們在心中卻是不斷地說著：“希望他會快樂，祝福他一路上順利、平安!”而當我們累時他們就伸出雙手懷抱著我們，讓我們安穩地在他們的懷中休息，不受吵鬧。我們對他們“予取予求”，不但如此而且還都“美夢成真”，但是他們卻都“無怨無悔”，而且還“不求回報”。他們有這樣的義務對我們嗎?沒有。那又為了什麼使他們這樣做——隻因為愛。我想隻有愛的力量才那麼大，而我們摸摸自己的心，我們是以什麼樣的“愛”去回饋給他們呢?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動不動發脾氣?把在外受到的委屈都發泄在他們身上?當他們孤單的時候我們在哪裏?當他們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在哪裏?
親親相隱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
此案發生於春秋時期楚國。楚國有個叫直躬的人，其父偷了別人的羊，他便親自到官府告發。官府抓其父並要處以死刑，直躬請求代父受刑。他說：“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不誅者乎?”楚王聽後，下令免去直躬父死刑。
“告密”，尤其是親屬之間的相互“告訐”，其惡果是整個社會倫理盡喪，人性受到嚴重的腐蝕，社會的長治久安終成泡影。“直躬證父”這一著名案件便反映了當時社會上的爭議和有識之士的憂鬱。孔子懷“博愛”之心，以風俗不同來間接譴責直躬的行為。連身為“法家”的韓非幹脆把直躬殺掉了事：“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韓非子·五蠹》）呂不韋以秦國公子異人為奇貨，贏得了一場政治豪賭，“直躬證羊”的故事在他的筆下便成了“下智上愚”的遊戲：“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楚王聞之，乃不誅也。”所謂“直躬”者竟強詞奪理，方圓任情，把個楚王侃得頭昏腦脹，隻好將他放掉，呂不韋借孔子之口對此行為表示不屑：“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呂氏春秋·當務》）
實際上，“親親相隱”的雛形最早在周禮中就已經出現了。所謂“親親、尊尊”乃是中國宗法製度的萌芽。發展到春秋戰國時期，天子權力萎縮，諸侯坐大，以致“禮崩樂壞”，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繼承周禮傳統，提倡“親親”原則。孔子對“父攘羊，子證之”的案例給予的否定態度奠定了“親親相隱”原則的理論基礎。孔子“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這句話也成為了中國親親相隱製度的基石。漢代初期的儒法之爭中，儒家的代表人物董仲舒得到漢武帝的支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因此，在漢武帝之後的司法實踐中逐步采用了儒家思想，將儒家經典作為裁判案件的理論依據，史稱“春秋決獄”。漢宣帝地節四年（前66年）頒布親親得相首匿的詔令：“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漢書·宣帝紀》）
漢律對中國曆代法律體製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尤其表現在漢代儒家思想對中國曆代法律體製的影響，儒家在政治上標榜以仁孝治天下，寧可為孝而屈法。正因如此，從漢朝起，代表“孝”的“親親相隱”原則開始了其長達2000多年的司法實踐。到唐宋，“親親相隱”進一步擴展，推及同居亦可相隱，相應地在《唐律疏議·名例》卷六、《唐律疏義·斷獄》卷二十九和宋刑統名例律第六卷中作出了規定。《大明律》雖然比唐律嚴苛，但是也有“同居親屬有罪得互相容忍”、“弟不證兄，妻不證夫，奴婢不證主”的法律原則。事實上，中國曆代法律不但默許相隱而且鼓勵相隱。從漢律起，兒子若向官府告發父親的罪行，官府將以“不孝”罪，對兒子處以重刑。事實上，曆朝曆代法律規定強迫血親相證犯罪也是犯罪。以《大清律例》為例，子告父，若所告不實，即父無子所告之罪行，子當處絞刑；若所告屬實，即父確有子所告之罪行，子亦須受杖一百、徒三年之罰。妻告夫，或告翁姑，夫之雙親，同子告父之情況處理。舉告屬實仍處罰舉告者，這種刑事政策，在世界範圍裏是非常罕見的，為中國所獨有。以告發者與被告發者之親屬關係遠近來衡量處罰，即關係越遠處罰越輕，關係越近處罰越重，這也是儒家“親親相隱”司法化的體現。
不過，親屬相隱原則的適用是有其例外情況的。由於親屬相隱的理論基礎在於“孝”，而根據儒家理論，封建社會的最高利益自然是臣民對君主的“忠”，那麼，當忠和孝發生衝突的時候，隻有舍孝而取忠。因此，在“謀反”、“大逆”等罪中，親屬相隱的原則並不被采用。
中國古代的親親相隱的原則從某種程度上講，更應該屬於一種強製性的要求，很難將其理解為一種“權利”，不過，從其表現上看，這應該算是一種特殊的拒證權，而且它在穩定家庭秩序，維護家庭共同利益上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盡量給他人留麵子
在人際交往中，常常會有不同的意見和看法，這時，你要勸說別人從他的立場上改變到你的立場上。如果說話不當，就會使別人下不了台階而沒有麵子，甚至有可能使別人惱羞成怒，與你發生爭執。
例如，在某商店，一位40歲左右的婦女，手裏拿著一瓶果醬。滿臉怒容地朝服務員小姐走過去，大聲說道：“我兒子到你們這買的果醬，怎麼分量差這麼多?”服務員小姐禮貌地從這位婦女手中接過果醬，看了一會，明白了是怎麼回事，於是，微笑著對那位婦女說道：“實在是對不起，不過您兒子可能又長胖了，不信您回去稱稱他的體重去看看。”這位婦女一下子明白過來，知道是自己的兒子偷吃了果醬，於是連忙和服務員聊了一下別的商品。服務員也微笑著向她解釋，氣氛變得很融洽。假如那位服務員直接說：“是你家兒子偷吃了果醬。”那位婦女麵子上一定下不了台，說不定會與服務員爭吵起來。
一般來說，除非有的人已經做出了許諾和決定，而不願改變自己的立場外，大多數人還是會很高興地改變其觀點轉而同意你的觀點的，隻要你的勸說有理而且得體。精明的勸說者往往知道怎樣使門開著，以便對方能從他以前的立場上改變過來而又不失麵子。
有兩種方法可以借鑒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