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篇語
考據，作為治學的一個內容和方法，各代都存在。但乾嘉學派專門從事考據，把學術全部納入考據的軌道，他們在考據和學問之間劃一等號。所以在思想發展史上，他們建樹不大，在學術研究方麵，卻有一定的造詣和貢獻。由於清朝統治者大搞文字獄，尤其對明史研究限製極嚴，所以《明史》從第一次開館至最後定稿刊刻，前後經過九十多年，是官修史書曆時最長的一部。清代史學的一個特點是地方誌和邊疆史有了很大發展。方誌不僅數量多、體例完善，而且形成為一門專門之學。另外，清代還完成了幾部大型類書和叢書的編纂。《四庫全書》是清朝乾隆年間，政府組織大批學者編纂的，由學者紀昀主持，此書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叢書。《古今圖書集成》是清朝康熙時期由福建侯官人陳夢雷所編輯的大型類書，是現存規模最大、資料最豐富的類書。
清代考據學
考據是一種治學方法。這種治學方法一方麵是搜集、整理古代文化史料，一方麵是對這些古代文化史料進行考證分析，以便去偽存真，說明史料的價值。這種治學方法到清代發展成一種學風，形成了考據學。清朝入關後，為了鞏固以滿州貴族為核心的封建專製統治而大興文字獄，致使知識分子、文人學士“避席畏聞文字獄”，不敢議論時政、過問政治，而且噤若寒蟬、鉗口不言，整個社會陷入“萬馬齊暗”的沉悶局麵。除高壓政策外，清政府還采用懷柔手段籠絡、收買漢族知識分子。這些學者們為了免遭帶來殺身之禍的文字獄便大搞訓詁名物，專力從事三代秦漢文獻的整理與考訂。這樣，整個學術界的考據之風大大興盛起來。明末清初傑出的思想家、曆史學家顧炎武就是考據學的開山祖。他非常重視史學，認為史學的作用在於“引古籌今”、“鑒往訓今”。這是“經世致用”理論在史學上的具體應用。他認為“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這樣他從研究小學開始來尋求訓詁名物的真意，開創了樸實無華的考據學風。但是，從乾隆以後，考據學者逐漸拋棄了顧炎武開創的“經世致用”的考據學的精神實質、而一味地鑽進故舊紙堆裏進行章句的訓詁、文義的銓釋、名物的考據，使考據學走上遠離社會現實、無涉國計民生、為考據而考據的軌道。這種考據學逐漸形成占壓倒優勢的正宗學派，名噪一時。清代很多學者為此付出了畢生的心血與精力，甚至做出了重大犧牲，他們的治學精神也是應予肯定的。但值得提出的是乾嘉時期的考據學從形式到內容都與顧炎武的考據學貌合神離了，它禁錮了人們的思想，束縛了科學的進步，阻礙了社會的發展。
乾嘉學派
乾嘉學者的成績主要在校注、辨偽和輯佚3個方麵。校注方麵，王先謙的《漢書補注》、《後漢書集解》，吳士鑒、劉承幹的《晉書斠注》，都是很好的注本。辨偽方麵，閻若璩成就最大，他花了30年的心血證明了1000多年來都奉為神聖經典的《古文尚書》是一部偽作，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震動。輯佚方麵，清代學者僅從《永樂大典》中就輯出佚書約500餘種，從其他類書、史著、史注中也輯出不少的古佚書。乾嘉考據學主要分為吳、皖兩大派。吳派以惠棟為首，比較保守，墨守陳規，認為“凡古必真，凡漢必好”，在當時有較大影響，王鳴盛、錢大昕等主要受吳派影響。皖派以戴震為首，比較富有創造性和求實精神，認為漢儒訓詁有師承，但有時也有些附會，主張“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戴震的代表作品是《孟子字義疏證》。他的學生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在文字學方麵取得了巨大成就。王念孫的《廣雅疏注》和《讀書雜誌》則是訓詁、校勘方麵的代表作。乾嘉考據學中史學考據的代表作是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趙冀的《廿二史劄記》。
公元1739年 《明史》定稿
順治二年（1645年）設立明史館，纂修明史，因國家初創，諸事叢雜，未能全麵開展。康熙四年（1665年），重開明史館，因纂修《清世祖實錄》而停止。康熙十八年（1679年），以徐元文為監修，開始纂修明史。於乾隆四年（1739年）最後定稿，進呈刊刻。從第一次開館至最後定稿刊刻，前後經過九十多年，是官修史書曆時最長的一部。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編纂得體、材料翔實、敘事穩妥、行文簡潔為史家所稱道，是一部水平較高的史書。這反映出編者對史料的考訂、史料的運用、對史事的貫通、對語言的駕馭能力都達到較高的水平。《明史》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紀二十四卷，誌七十五卷，列傳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紀傳體明代史，記載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年）至朱由檢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曆史。《明史》體例多有不同於前代正史或其他史書者。建文、景泰兩朝均列為本紀，不同於《明實錄》的附錄形式；《曆誌》中的圖表，簡便易明，為過去所未有；《藝文誌》隻記述明代著述，不同於前代正史中的《藝文忘》；在表的部分，較前代諸史增加了《七卿表》；另專門立有《閹黨》、《流賊》、《土司》等列傳，突出記述了明代的主要社會問題，為了解明代宦官、明末農民起義和明代民族關係，提供了比較集中、係統的材料。但《明史》的記事有些過於簡略，如所記社會經濟和南明史事，多有缺漏或不足；有關建州先世及其與明朝的關係，因礙於清朝文網密布，記載零星，語焉不詳，且多失實之處；立傳的人物也不夠完備，且多回護之處。
《清實錄》
清代對修撰實錄特別重視，專設實錄館，由親信大臣主持修撰，並由皇帝本人審閱欽定。實錄修成，按漢、滿、蒙3種文字各抄4套，分藏於皇史宬、內閣、乾清官和盛京的崇謨閣。《清實錄》共13部，都完整地保存下來，成為研究清史的重要史料。實錄本應為真實可靠的第一手資料，但是，清代的曆朝實錄曾經多次修改，統治者將於己不利的記錄徹底消除，或因統治集團的更換和形勢的變化而修改刪削。這樣，就造成了《清實錄》的許多內容失實。但它畢竟是由清代各種史料彙編而成的國史長編，詳細記載了皇帝的一言一行及許多大臣的一生政績，還包括了一代刑法政令、人口錢糧、吏製科舉、封疆建置、軍事外交、文化典
籍等，因而是研究清代曆史的必不可少的資料。
方誌的鼎盛
清代規定全國性的地方總誌稱“一統誌”，省誌稱“通誌”，省以下府州縣等則一律稱“誌”。為給修《大清一統誌》做準備，康熙十一年(1672)下令各省府州縣開局修誌。雍正時又規定各省州縣誌每60年修纂一次。由於統治者的重視，地方誌的修撰很快就取得了較大成就。至乾隆六年(1741)為止全國就修成17部通誌，有清一代所修誌書共達6500多種，約占全國誌書總數的90％左右。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好，講究修纂方法，考證精審，結構嚴謹，文筆典雅，各省通誌大都連修2—3次，有的甚至修5—6次。在修誌過程中還湧現出了大批名家，如洪亮吉、戴震、章學城等，其中以章學說的成就最大，他闡述了一整套的方誌學理論，標誌著清代方誌學達於鼎盛。
章學誠
章學誠，字實齋，浙江會稽(紹興)人。雖在41歲時中進士，但一直沒做官，靠替人修書做幕客或主講書院過活。曾先後主修《和州誌》、《水清縣誌》、《亳州誌》、《湖北通誌》，並參加了《常德府誌》、《荊州府誌》等的修纂工作。在長期修誌過程中，他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並且建立了方誌學理論體係，使方誌學開始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章學誠不僅在方誌學上，而且在文學理論方麵也作出了重要貢獻。第一，他強調文學的“經世致用”。他雖不否認考據學的成果，何對考據學家的繁瑣考證提出了批評，章學誠提出了“史學所以致世”的口號。第二，提出“《六經》皆史”說。他指出“《六經》皆史也”，“《經》皆先王之政典也。”將曆代視為神聖經典的《六經》納入史的範圍。第三，把史籍分為撰述、記注兩大類。他認為撰述是“著作之史”，記注是“纂輯之史”。撰述不拘泥繩墨，而是獨斷於一心，“成一家之言”；記注是纂輯比類，是“所謂整齊故事之業”。此外，章學誠關於治史者必須具備史德、史識、史才的論述，也常為後人稱道。
公元1773年 《四庫全書》開館
清政府為了加強思想文化統治，曾進行大規模的圖書整理和編纂工作。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四庫全書》正式開始編修，以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為總纂官，陸費墀為總校官，下設纂修官、分校官及監造官等400餘人。名人學士，如戴震（漢學大師），邵晉涵（史學大師）及姚鼐、朱筠等亦參與進來。同時，征募了抄寫人員近4000人，鴻才碩學薈萃一堂，藝林翰海，盛況空前，曆時10載。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編纂初成；1793年始全部完成。《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圖書。第二步是整理圖書。第三步是抄寫底本。第四步是校訂。《四庫全書》是中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套圖書集成。共收書3503種，79337卷，36304冊，近230萬頁，約8億字。整套書收錄了從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的重要古籍，涵蓋了古代中國的幾乎所有學術領域。整套書分為經、史、子、集四部，44類。《四庫全書》為了美觀與便於識別，采用分色裝潢，經部綠色，史部紅色，子部月白色（或淺藍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顏色的確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四庫全書總目》因為是全書綱領，采用代表中央的黃色。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套書陸續完成，全書共抄7部，分別貯於北京紫禁城皇宮文淵閣、京郊圓明園文源閣、奉天故宮（今沈陽）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合稱“內廷四閣”（或稱“北四閣”）。又在鎮江金山寺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建文彙閣，杭州西湖行宮孤山聖因寺建文瀾閣，即“江浙三閣”（或稱“南三閣”），各藏抄本一部。副本存於京師翰林院。其中文淵閣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體也更工整。乾隆編修此書的初衷雖是“寓禁於征”，但客觀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開創了中國書目學，確立了漢學在社會文化中的主導地位，具有無與倫比的文獻價值、史料價值、文物價值與版本價值。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全書共10000卷，目錄40卷，原名《古今圖書彙編》，與《四庫全書》相似，是清朝康熙時期由福建侯官人陳夢雷（1650-1741）所編輯的大型類書，是現存規模最大、資料最豐富的類書。顧名思義，此書廣泛輯錄自上古至清韌各類圖書文獻，按內容性質分編為六彙編、三十二典。典下列部，共6109部，每部按所收材料性質細分為彙考、總論、紀事、列傳、藝文、選句、雜錄、外編等項。此書部類設置之詳細大大超過以往任何類書，其層層展開的多級類目結構保證了全書宏富、龐雜的內容係統有秩，各有所歸。作為一部供人們查閱的大型工具書，由於分類詳細、編排係統，使其較之以往的類書更為方便實用。在資料的收集上，此書以門類全而超過以往類書，象許多類書所忽略的政治、經濟、軍事、法律、民族等類資料，《集成》都相當重視。而且不但注意收集有關事物的事實、議論、詩文、佚聞等，更突破了以往類書不收人物傳記資料的框框，專設“列傳”項。這樣，就使按類編排的各部列傳實際上成了一部部專業人名辭典。書中附圖十分豐富，凡花草樹木、鳥蟲魚獸、器物用具、樓台亭閣皆有圖形其狀；名山大川、省府縣治，均有圖冠於首。而且製圖方法先進、繪製精良。本書編成後，於雍正四至六年（1726年至1728年）由清內府用銅活字排印成64部（未計試印本樣本1套），稱“銅字版”，至今僅存十餘部，在國家圖書館與台灣故宮博物館皆有藏。
清朝的哲學思想
開篇語
清代地主階級奉為正統哲學的是反動、腐朽的孔孟之道、程朱理學，他們把它當成維護封建製度的思想武器。但由於階級鬥爭的推動，在地主階級內部也出現了一小部分進步思想家，他們是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唐甄、顏元、戴震等人。這些人雖然一般打著孔孟的旗號，甚至有的還沒有徹底與程朱理學或另一種唯心主義哲學陸王心學劃清界限，也不要求根本否定封建剝削製度，但他們中的多數人繼承和發展了古代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有的抨擊封建君主專製，有的反對“崇本抑末”，主張發展手工業和商業。他們的這些思想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和當時工商業向前發展的要求，帶著資本主義萌芽得到緩慢發展的時代烙印，是當時具有民主性因素的精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