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愛國人士2
愛國華僑陳嘉庚
陳嘉庚，福建廈門人。他被毛澤東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是著名的愛國華僑，是我國華僑史上第一個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麵活動集於一身的光輝代表。
陳嘉庚的童年時代，正是祖國麵臨列強垂涎、民族危急的曆史時期。清政府極其腐敗，農村經濟凋敝，農民生活極度貧困。陳嘉庚的父親陳杞柏被迫隻身出國謀生，並在經商時少有積蓄，使得少年陳嘉庚能入私塾讀書。1890年，陳嘉庚隨父親去南洋經商。1905年，陳嘉庚用7000元貸款，自立門戶在新加坡開辦了菠蘿罐頭廠和福山菠蘿園。他發憤創業，慘淡經營，幾年內還清“了父親破產欠下的債務。看到橡膠的發展前途後，他又把投資的重點轉向橡膠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了當時海內外知名的實業家，被稱為華僑三大巨富之一。
陳嘉庚雖然富有，但是他想到的不是個人的揮霍享受。在異國他鄉，他飽嚐了海外漂泊的辛酸，所以渴望祖國迅速強大起來，使海外的遊子不再受欺淩。陳嘉庚經常麵對波濤翻滾的大海，朝著家鄉的方向自言自語：“餘久客南洋，心懷祖國，希圖報效，已非一日。”
1901年，孫中山到南洋宣傳革命，這使陳嘉庚的眼前豁然開朗。他毅然加入了同盟會，並慷慨解囊捐助革命事業。當孫中山宣布中華民國成立時，陳嘉庚毫不猶豫地寄去5萬元新加坡幣，他覺得能為令他神往的共和國做事，是一種極大的榮幸，他感到異常的欣慰和滿足。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竊取了革命果實，祖國又陷入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之中。陳嘉庚在孫中山的激勵下，決心走教育救國的道路。
陳嘉庚回到家鄉後，把昔日的小漁村變成了擁有中小學和專科學校的全國獨一無二的“集美學村”。後來他又出資100萬新加坡幣，創辦了一所設備完善的廈門大學。創辦大學不易，要維持一所設備先進的大學更難。陳嘉庚希望南洋的其他富商共同資助，但是他的號召無人響應。於是，陳嘉庚毅然擔負起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兩個重擔。這兩個學校每個月要支付3萬元經費，為了籌款，他不得不變賣一部分自己苦心經營的產業。後來，陳嘉庚的企業受到世界經濟危機的衝擊，債主強行將他的財產交由債權人指定的監控者監管，隻給他保留了公司總經理的職務。陳嘉庚提出的惟一條件是：必須保證提供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的教育經費。有人看到他的處境這樣困難，就好心勸他停止支付學校的經費，但是陳嘉庚堅定地說：“餘不放棄義務，毅力支持。蓋兩校如關門，自己誤青年之罪小，影響社會罪大，在商業尚可經營之際，何可遂行停止。一經停課關門，則恢複難望。”
陳嘉庚傾資辦學，蜚聲海內外。他一生捐助給教育的經費，相當於他企業全盛時期的全部不動產。
抗日戰爭爆發後，陳嘉庚已經為祖國的教育事業傾盡家財，但是年逾六十的陳嘉庚愛國之心不減，他成為南洋華僑抗日救亡運動的領袖，並第一個挺身而出揭穿汪精衛對日本的“和平談判陰謀”。
1940年3月，陳嘉庚以南僑總會主席身份回國考察和慰問。在重慶考察期間，他開始認識到蔣介石的反動麵目。蔣介石拉他入國民黨，他憤然拒絕。鑒於“蔣介石處心積慮陰謀消滅共產黨，實較消滅日寇更為迫切”，陳嘉庚決定到延安考察中共情況。在延安訪問期間，他親眼看到了軍政人員在共產黨領導下堅持團結抗日、反對妥協投降的事實，很受鼓舞，得出“國民黨政府必敗，延安共產黨必勝”的結論。陳嘉庚回到南洋後，向華僑宣傳延安精神，使廣大僑胞了解到國民黨統治的黑暗，也看到解放區的光明，積極推動了南洋華僑的抗日愛國運動。
抗戰勝利後，陳嘉庚曾致電美國總統和參政兩院，反對助蔣內戰。解放戰爭期間，他創辦《南僑日報》，同國民黨反動派的汙蔑展開論戰。他還在各地作報告和講演，充滿信心地指出解放戰爭勝利在望。
新中國成立後，陳嘉庚放棄優裕的物質生活，不要一個子孫陪同，回國定居，為新中國的繁榮和發展繼續貢獻力量。
1961年8月12日，陳嘉庚病逝於北京。在處理他的私人遺產的遺囑中，他沒有把自己的財產留給子孫後代，而是全部捐贈給自己親手建立的集美學校，並將國內銀行的300萬元存款全部獻給國家。
陳嘉庚的一生是愛國的一生。他對祖國和人民做出了不朽的貢獻，他的光輝業績將永垂青史。
維新宣傳家梁啟超
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廣東省新會縣人。戊戌變法的重要領導者之一。
一提起中國近代史上的戊戌變法，人們總是把康有為和梁啟超的名字聯係在一起，甚至有人把戊戌變法叫做“康梁變法”。因為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學生和得力助手。曾為變法維新運動不遺餘力地奔走呼告、搖旗呐喊。
梁啟超出生在一個地主家庭。他自幼聰明異常，8歲即吟濤作文，12歲考上秀才，16歲中舉，在鄉裏有“神童”之美稱。在他的少年時代，祖父和父親常給他講過去的仁人誌士的高尚事跡，這一切都在梁啟超幼小的心靈裏埋下了愛國報國的種子。
1890年春天，梁啟超應考歸途路過上海時，偶然看到了一些西方書籍，異國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使梁啟超耳目一新。這年秋天，要求變法維新的康有為從北京回到廣州，此時他已全國聞名。梁啟超得知後，馬上懷著仰慕之心拜見了他。康有為說，《四書五經》是不切實際的東西，它們不能解決祖國的危機，有誌青年不會為追求功名利祿而去做閉目讀書的書蟲。這番話使求知若渴的梁啟超震驚了。經過一夜的思索，第二天一大早，梁啟超又去拜見了康有為，請他收自己為弟子。從此，梁啟超跟隨康有為專心地研究西方的思想文化以及中國曆代政治的得失，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不久，他就幫老師康有為寫成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這兩部宣傳維新變法的重要理論著作。
1895年，梁啟超和康有為彙集十八省1 300多名舉人發動了聲震全國的“公車上書”。由於官吏拒絕呈遞，沒有成功。這次運動吹響了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號角，揭開了戊戌變法的序幕。從此，梁啟超協助康有為進行了切實有效的宣傳鼓動工作。他先後擔任北京《中外紀聞》報的負責人和上海《時務報》的主要撰稿人，發表了許多強烈批判封建專製、宣傳維新變法的文章。梁啟超的文章犀利流暢，很受當時有誌青年的歡迎，因此，《時務報》在創刊幾個月的時間內發行量就猛增到1．7萬多份，創下了當時中國報刊史上的最高記錄。許多憂國憂民的愛國青年都深受感染。後來走上共產主義道路的民主革命戰士吳玉章同誌曾回憶說：“當我讀到康梁(特別是梁啟超)的痛快淋漓的議論後，很快就成了他們的信徒。我一心要做變法維新的誌士，對於習八股、考功名，便沒有多大的興趣了。”這樣的例子很多，可見梁啟超在維新變法運動中的啟蒙作用之大。
梁啟超在上海主編《時務報》的同時，還組織創辦了大同書局，編譯出版了大量宣傳維新的書籍。後來因運動的需要，他又到湖南開展宣傳活動。在這裏，他參與創辦了南學會和《湘新學報》等活動。由於梁啟超和譚嗣同等人的努力，湖南省成為當時最有革命活力的省份。這引起了當地頑固派官僚的恐慌和極度仇視。他們汙蔑梁啟超妖言惑眾，是誤人子弟的亂黨，千方百計想趕走他。為了避免同頑固勢力直接交火，保存實力協助老師康有為將宣傳活動開展下去，1898年，梁啟超又回到北京，並和康有為成立了“保國會”。在成立大會上，梁啟超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說，強調此會的宗旨是“保國、保種、保教”以挽救國家危亡。由於頑固勢力的阻撓和破壞，“保國會”被迫解散，它雖然隻存在了三天，卻為即將到來的“百日維新”作了直接的組織與輿論準備。
在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掀起的改良熱潮的推動下，光緒皇帝終於宣布變法。在變法期間，梁啟超積極協助康有為策劃各種改革措施。他還受到光緒皇帝的特別召見，專門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前身)和譯書局事務，並主管部分文教事業。
變法失敗後，梁啟超被迫流亡日本。
梁啟超是一位傑出的宣傳家，是改良運動的倡導者。為了挽救危難中的祖國，他在中國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中所做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鑒湖女俠
秋瑾，字睿卿，號競雄，別號鑒湖女俠。浙江山陰(今紹興)人。我國近代著名的資產階級女革命家。
1875年，秋瑾生於福建閩縣(現屬閩侯縣)，在福建和紹興度過了她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那時，秋瑾目睹帝國主義者蹂躪祖國的大好江山和清政府媚外賣國的種種劣狀，幼小的心靈裏播下了反抗的火種。秋瑾自幼敬佩嶽飛、文天祥、花木蘭等民族英雄和女中豪傑，喜歡讀辛棄疾等人的愛國詩文，還學會了擊拳、舞劍和騎馬等武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