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克爾在德國人中也算是中國通了，他看到，中國雖然遍地是軍隊，可大都產生於軍閥割據、生存於各種勢力之間，不過是家族式的私人武裝，裝備簡陋，訓練落後，對於民族大義和國家觀念缺乏應有意識，其戰鬥力和忠誠度都不能令人放心。以德國人的眼光，這些軍隊充其量隻能算“治安軍”，而非“國防軍”。可悲的是中國人多年的軍閥混戰，消耗了大量國家財富，卻沒有培養鍛造多少真正有實力抵禦外侮的軍隊。德國人認為，中國真正稱得上有戰鬥力的現代化軍隊，就是由德式裝備和體製所組訓的中央軍軍官團。當得知淞滬一戰，三十萬中央軍損失了一半，失去了近一萬名基層軍官，紹克爾等德國顧問們十分痛心，感覺“實際上現在我們沒有多少工作可做了”。當看到老友華連誠在殘酷的淞滬大戰中幸存了下來，他十分高興。
華連誠和紹克爾熱情握手。紹克爾說：“你可比以前瘦了許多。”華連誠自我解嘲地說：“顯得更精幹了吧。”兩人一起笑了起來。
當華連誠得知德國顧問團將隨國民政府撤往武漢，便請紹克爾轉交兩封書信。
一封匿名信是呈給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的，他在信中寫道：
“竊士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前線所見不敢不告。鈞座以持久消耗之政策，誠足以致日人於死地。惟人員與武器之消耗，因指揮之失當，組織之不完善，受無謂之消耗實多。許多戰役，指揮部署極其混亂，擔架隊與輸送隊之組織，多有名而無實，故官兵之負傷者，有終日無擔架抬下，收集傷亡者之武器，亦無法運回，至撤離則悉數拋棄。所謂拋兵、棄械之戰爭，又焉能持久？
“敵人以陸海空機械化部隊配合作戰，盡其發揚優勢。每日上午，先用氣球升上空中觀測我陣地，後用飛機大炮狂轟濫炸，繼用戰車、步兵向我方陣地猛攻，如被我方強有力還擊，敵方不得逞，即迅速停止攻擊，複召喚下一輪火力轟擊。敵方之戰術刻板，很少變化，我方應因地製宜、因時製宜采取靈活之應對策略；然而我方部隊麵對絕對優勢之敵火力，依然沿用北伐時期戰術與敵硬拚，不知變通，損失甚大。
“敵人的間諜活動亦極其猖獗，我方防諜意識薄弱，屢次吃虧。最為明顯之一例，即為我方將士之臂章，均標有師級單位符號，並印有部隊番號，極易為敵方查知部隊動向。
“宣傳方麵，敵方飛機散發極美之傳單，極盡鼓惑之能事，並寫有持傳單投誠者，獎洋五元。士兵見飛機投下時，即爭前拾取，不識字者認為美麗可觀，以驚奇狀態，持至識字同誌前要其說明。識字不多與不明大義者，看後互相竊語。故最近前線時有士兵逃亡及轉進時隱藏不隨隊，官長則以陣亡欺上。此誠堪為戰爭前途之危機。而我方之傳單，則末見發至營以下。有無飛機投至敵方，則不得而知。惟士愚見，以為飛機投炸彈，不如投傳單，其價值較炸彈微而收效大也。
“極以憂國心切，故冒昧呈詞，伏乞鑒察。謹呈。前線一士兵。謹具。”
另一封則是家書，因為華宜農正舉家遷往武漢。
他在信中說：“父母親大人：兒奉令赴抗倭戰場，兵危戰凶，九死一生。值此國家興亡之秋，匹夫尚且有責，我為革命軍人，怎能臨陣退縮？惟有恪盡職守、成功成仁一途。尚望雙親體諒時艱，善自頤養天年。我誓死抗日到底，此意已決！”
他向弟弟們寫道：“智弟，信弟，孝弟：軍人血灑抗日疆場，為國家民族爭生存，死得其所，真大榮幸！吾兄弟或將從此永別，留書一封，以為訣別，手足之情，感念至深。弟等務必孝順父母，相互敬愛，團結一心，以從戎為兄報仇、為國盡忠為誌。我四萬萬五千萬人之中華民族，倘若能齊心協力，必不會亡於區區東瀛島奴之手。”
這封遺書早在淞滬會戰時就已寫好，卻一直沒有發出，他心底深處一直存有一個念頭：當抗戰最終勝利時，他能活著和家人團聚，一起分享勝利喜悅——那一定是人生最幸福的一刻！但殘酷的戰爭已經徹底粉碎了他這個夢想。
紹克爾明白這兩封信的份量，這等於是華連誠的絕筆，他以德意誌軍人的榮譽保證一定送達——隻是他沒有想到，他需要三十六年的時間來完成這一諾言！
紹克爾將那封給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信件上交，但並沒能在武漢找到華連誠的家人，未能將他的家信轉交。1938年5月中德軍事合作關係徹底終止，紹克爾奉命返回德國，後參與了入侵法國和蘇聯的戰役。他在出征前將華連誠的遺物存放在杜塞爾多夫老家。1942年冬他在斯大林格勒被俘，和九萬多德國戰俘一起被押往寒冷的西伯利亞集中營，隻有六千多人得以在數年後生返德國，幸運的是，他是其中之一。回到曆經多次大轟炸的老家後，紹克爾意外地發現華連誠的遺物並沒有在戰火中燒毀，於是，他開始了百折不撓地尋找華連誠家人的努力。1973年，曆經輾轉波折，他終於將遺物交到了在台灣的華老夫人和華連孝手裏，此時已整整過去了三十六年！這些發黃的信紙早就失去了原先的意義，但是對華家人來說，卻有著非同尋常的珍貴價值。時間是最偉大的魔術師，它能改變一切，也能創造一切。華家人滿含感激向紹克爾千恩萬謝，他隻說了一句話：“我隻是履行了一個德國男子的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