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夜光杯》版麵上讀到說“抬杠”的一篇短文，頗為興奮。一在“抬杠”這詞彙，我以為隻是陝西的方言，從字麵上很難揣摩其本意所指，所以在已往的寫作中很少采用，艱澀的方言不僅於文字敘述難增色彩，反倒會給讀者造成閱讀障礙，如同吃飯碰到硌牙的沙粒，這是我選擇方言的標準。讀到這篇說“抬杠”的有趣文章，起碼讓我知道陝西之外的某個地域的人，也說“抬杠”這個話。再，由這篇文章的閱讀，引發起我的有關“抬杠”的趣事趣人的記憶，也想說一說湊點趣談。
在我生活的關中鄉村，在我工作過的機關，幾乎每個村子每個單位都會遇到一個愛跟人“抬杠”的角色。所謂“抬杠”，主要指說話，你說東好，他偏會抬出西好的例證，似乎總與人作對，鬧別扭。鄉間把這種人稱為“杠頭”。
民間流傳著不少關於“抬杠”的經典話語。孫子問爺爺：“樹上的柿子咋那麼紅呀？”爺爺說：“日頭曬的。桃呀杏呀沙果呀都是日頭曬紅的。”孫子反詰：“紅蘿卜長在土裏，壓根兒沒見過日頭，為啥也是紅的？”爺爺被問得啞口無言。孫子又問：“爺爺你臉上咋有那麼多渠渠兒（皺紋）？”爺爺說：“爺爺老了。老了的人都是這個樣子。你長到爺爺這把年紀，也是滿臉的深渠兒淺渠兒。”孫子又反詰道：“咱家的豬娃剛生下來，為啥也是一臉渠渠兒？比你臉上的渠渠兒還多還深？”……
類似這種“抬杠”的民間笑話，常常把取笑的對象對著私塾先生，讓他們在學生的“抬杠”話語的反詰中出醜。我粗略想來，“抬杠”的人多出自天性，性格使然。他們好像從小小年紀就顯示出不歸行列而旁逸斜出的個性，用今天的話說屬於“另類”。他們的思維往往是反向的，而且很敏捷，隨時隨地都會對大路的主流思維做出反向的辯駁。就我接觸和見識過的“杠頭”人物，有的性格倔拗，行為舉止和臉色眼神，都讓人一看就是個不入轍的家夥，出口就會頂得你跌個跟頭，反不上話來；有的性情卻十分隨和，蔫不拉唧不動聲色，臉孔和眼角總浮泛著捉弄人的神氣，輕聲慢語裏亮出來的卻是意料不及的“杠話”。他們看似處處與人作對，卻獲得周圍人的喜歡，在於他們的“杠話”給人們帶來意外的驚喜，得一時之開心，並不計較那“杠話”違背了普遍的生活哲理。有時候，他們的“杠話”卻被生活實踐所證明，因為生活運動裏往往有“少數人掌握真理”的事象存在。他們的“杠”就“抬”對了，“抬”出水平了。
如果剔除開“抬杠”中那些片麵的故意偏執的意趣，“杠頭”們的某些不隨大流的獨立精神倒是於人有益的。尤其是當一種“流行”覆蓋了整個社會、你不“流行”便難以存活的世相發生的時候，有一點“杠頭”們反叛的“杠勁兒”，可能會找到更適宜自己生存和創造的道路和途徑。上世紀80年代，先鋒派文學在中國文壇潮起的時候，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幾乎被視為過時的中山裝，誰不說先鋒創作和先鋒理論誰就難得有一口飯吃。記得路遙在這樣的“流行”時風裏說過一句話：“我不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亞羊’。”這是一個頗富個性的比喻式“抬杠”。當時，陝西引進了優質優種的澳大利亞細毛羊，在省內尤其在有養羊傳統的陝北，向牧民和農民推廣。為了農牧民致富，應當是好心好意；為了排除農牧民習慣意識裏對本地羊的依戀，免不了把澳大利亞羊說得天花亂墜一好百好，同樣免不了把當地羊種說得一錢不值一無是處。路遙是陝北人，對羊尤其熟悉也尤其敏感，於是就有了類比先鋒文學潮起時那種現象的妙語。他便以“杠勁兒”挑戰，不是語言辯論，而是悶住頭在現實主義的道路上探索實踐，默默六年過去，完成現實主義的百萬字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贏得了讀者的廣泛呼應。十餘年後，我在《文藝報》所作的一次讀者調查報告中看到，《平凡的世界》在被調查的大學生讀者中，閱讀量排列首位。近年又從雜誌上看到，當年許多先鋒派作家紛紛回歸到現實主義創作，頗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