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論如何都想不起來，是哪一年在什麼場合和劍銘見第一麵的。我想打電話問問劍銘，拿起話筒卻又放下了，既不具備井岡山會師那樣決定中國革命曆史命運的意義，弄不弄清這個時間和地點也就無所謂了。倒是年輕時的幾次接觸，隨著歲月的河流越流越遠，反而愈加清晰，愈覺珍貴，也備覺幸運，即：淡淡的漫長的兩個人的生命曆程中，能留下至今讓我偶爾憶及依然動情的事，真是人生幸運。
大約是1972年秋天或冬天，我收到劍銘一封信，告訴我他剛剛參加過一個重要會議，陝西作家協會被下放到農村的作家和編輯又回來了，被砸爛的陝西作家協會要恢複工作了，隻是不準再用“文革”前的舊稱，改為“陝西省文藝創作研究室”。無論這個新的名字聽來怎樣別扭說來怎樣拗口想來怎樣不倫不類詞不達意，已經無關緊要，起碼標誌著文學創作又被撿起來了。劍銘還告訴我，陝西的文學刊物《延河》也即將複刊，同樣出於與舊的“文藝黑線”決斷的思路，改名為《陝西文藝》。這個會議就是“省文藝創作研究室”和《陝西文藝》共同召開的，與會者是西安地區的一些工農兵業餘作者。會議的主題之外，還有一個更具體的事，讓與會者向新的編輯部推薦各自認識的業餘作者，目的很明了，新的刊物需要作品，作品必得作者創作，聲名赫赫的老作家有的雖然從流放地回來，改造思想的距離仍然遙遠，能否重新發表作品似乎還難說。工農兵業餘作者，一下子成了香餑餑受到器重了。劍銘在信中告訴我，他推薦了我，而且推薦了我刊登在西安郊區文化館創辦的內部刊物《郊區文藝》上的散文《水庫情深》。
我首先感動的是劍銘這封信裏的真摯。我也很為我心中崇尚著的一個文學刊物《延河》的複刊而鼓舞，盡管更替了一個新的刊名。我在“文革”前一年的1965年初發表散文處女作，到“文革”開火時的1966年夏天，大約發表了六七篇散文特寫，全部刊登在《西安晚報》文藝副刊上。除了初中二年級時語文老師把我的一篇作文親自抄寫投寄給《延河》之外，此後許多年的業餘操練和投稿過程中，從來也沒有敢給《延河》投寄一稿。在我的感覺裏，說文雅點，《延河》是全國大作家們展示風采的舞台；說粗俗點，那門檻太高了。懷著這種敬畏的心理，我把習作的散文都送到報紙副刊了。盡管西安地區的業餘作者朋友略知我一二，而《延河》和作家協會的全然陌生是合情合理的。正是劍銘這一次推薦，薦人和薦稿，使我跨進了作家協會和《延河》的高門檻。接到劍銘信後沒過幾天，就接到《陝西文藝》編輯部路萌的電話，談了他對劍銘送給他的《水庫情深》的意見。隨後又收到路萌經過紅筆修改的稿子。這篇經劍銘推薦的散文《水庫情深》，發表在《陝西文藝》創刊號上。今天想來，感慨之際，真應了某點宿命。許多年前一位遊跡村野的算卦先生硬揪住我相麵，說了許多恭維之詞，也免不了提醒的話，統忘記了，原因在於我向來不信這些神神道道虛虛幻幻裝神弄鬼混饃吃的做派。倒是記得他有一句“緊當處有貴人相助”的話。單是在創作生涯裏，再縮小到《延河》這條道上，相助的貴人有兩個，一個是我剛剛對文學發生興趣並在作文本上寫小說的時候，語文老師車占鼇把我寫的第二篇小說自己親手抄寫到稿紙上，投寄給《延河》。整整過了15年，劍銘把《水庫情深》又推薦給《陝西文藝》，而且發表了。我的車老師和我的文學兄弟劍銘，就是在創作道路上相助的貴人，恰如其分。
那時候，在西安，工人業餘作者徐劍銘的名字是響亮的（那時候沒人敢自稱或他稱作家這個大號），知名度是最高的。西安僅有的三四家省市兩級報紙和文學刊物，上稿見報最頻繁的莫過於他了。首先是他的詩歌，再就是當年十分流行的一種演出和閱讀皆宜的稱作“對口詞”的韻體文學樣式，還有散文和小說。打開報紙和刊物，就會看到徐劍銘的名字和他的新作。我至今依然記得在報紙上閱讀散文詩《蓮湖路》時酣暢淋漓的美感，激情澎湃，詩意泉湧，才華橫著豎著漫溢。我所熟悉的業餘作者朋友都覺得詫異，這樣的詩和這樣的文字，怎麼會由一個縮腦耷肩貌似綹匠（小偷）的人傾瀉出來？也難怪，劍銘行為舉動渙散，在任何莊嚴的場合，都是習慣性縮著腦袋聳著肩膀不急不慌懶懶洋洋的樣子；說話不急不躁，一口地道的西安市民的家常話，極少乃至不見一句文學修辭：在任何正經或閑談的場合，都是一種低調姿態。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那詩那散文裏掀起的氣象萬千排山倒海似的湧潮，讓我在閱讀時心懷激蕩不已。我串用一句古話，是真才子自風流，顯然不指外裝潢，而在內宇宙。
劍銘在西安一家名牌工廠當工人，我在西安東郊一個公社當幹部（鄉政府），距離不過30餘華裏，然而常常難得一見。上班各自忙事且不說了，那時電話很不發達，經濟更捉襟見肘，所以很難有一聚吃頓飯喝回茶的機會，倒是一年裏遇著哪個文藝管理部門召集業餘作者開會或輔導，便是文朋詩友的盛會。大約是1977年，劍銘騎著自行車到我供職的公社來了。我開開門，嚇了一跳，仍然是那種不動聲色更不張揚的樣子，身後站著李佩芝。李佩芝也算熟人，也是業餘作者開會時見過，幾乎很少說話，更談不上交往。我把他和她迎進宿辦合一的房子，坐下聊天。我那一年正陷入某種難言的尷尬狀態。我在前一年為剛剛複刊的《人民文學》寫過一篇小說，題旨迎合著當時的極“左”政治，到粉碎“四人幫”後就跌入尷尬的泥淖了。社會上傳說紛紜，甚至把這篇小說的寫作和“四人幫”的某個人聯係在一起。尷尬雖然一時難以擺脫，我的心裏倒也整端不亂，相信因一篇小說一句話治罪的荒誕時代肯定應該結束了，中國的大局大勢是令人鼓舞的，小小的個人的尷尬終究會過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