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一位素昧平生隻在照片上領略其風采的女作家作文說話的時候，我的心情頗不平靜。昨天下午，我和她年過八旬的丈夫、劇作家王烈先生晤麵，就在她和王烈曾經度過晚年時光的文藝家大廈的住宅裏。我聽著盡管有點耳背精神卻依然健旺的王烈先生說她的往事，心情就波動起來了；盡管王烈敘說的口吻很平和，即使說到某些令人痛心令人發瘮的事情時，也基本保持著一種善良誠樸的平靜，我反而在這種平靜的敘述裏感受到一種衝擊。我就有點遺憾，有點懊悔，竟然沒有機會和她結識：我和她都生活在西安，幾十年了，卻未能見上一麵，以至在她謝世五年後，才得以從王烈的敘說裏認識她了解她，才來寫這篇追念她的文字。
她叫王紓。
王紓是一位作家，卻很少有人知道這個名字，我在陝西文學界大約有近30年的過程，一直都未聽到過這個名字；然而，她的知名度卻遠非小小文壇幾個名家所可比照：稍有點年歲的當代人大約都看過由巴金的短篇小說《團圓》改編的電影《英雄兒女》。這部電影在中國的城市和鄉村播放過幾十年，可以說家喻戶曉人人都耳熟能詳。凡看過這部電影的人，也肯定不會忘記那個在硝煙彌漫血肉飛迸的抗美援朝戰場唱著京韻大鼓的漂亮的女文工團員王芳。這個颯爽英姿的女戰士的原生活模特就是女文工團員王紓：盡管我不可能從巴金老先生那裏取得考證，卻也絕非臆測。巴金到朝鮮慰問和深入戰地生活的大部分時間裏，就和文工團員們吃住在一起：文工團中的團員各懷演藝絕技，能唱京韻大鼓的卻隻有王紓一個。王紓不單擅長演唱技藝，而且會編創唱詞唱段，她把朝鮮戰場上我軍戰士的英雄事跡隨時編寫成京韻大鼓唱詞，到連隊、到病房、到彈雨炮火紛飛的戰壕裏去演唱，直接鼓舞著那些誌願軍戰士。王紓原籍北京，一口純正的京腔，十足傳神的京韻鼓調，成為誌願軍指戰員心中一隻美麗的百靈鳥。想想看，有哪位名家能擁有《英雄兒女》電影裏那位叫做王芳的女誌願軍戰士數以億計的觀眾呢。作為藝術形象的王芳存儲在起碼兩三代人的記憶裏，而生活原型的王紓卻在天才乍現之後被打成右派，跌入災難的深淵。
王紓從朝鮮光榮歸來，進入西安建國路作家協會的大院，即我現在生活和工作的這個院子。這是建成於上世紀30年代初的一個深宅大院，連續四進或五進磚木結構的四合院，青磚從前門一直鋪到後門，院裏有蠟梅白玉蘭紫槿等當時頗為稀罕的名貴花木，主人是國軍高級將領高桂滋，人稱高公館，南隔一條金家巷與規模更宏大建築更講究的張學良公館相毗鄰。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時，蔣介石曾在前院議事廳的東耳房套間裏，度過了也許是他人生最難熬的三個夜晚，簽訂了“雙十二協定”。解放後，起義有功的高桂滋將軍成為新生的人民政府的領導幹部，毫不猶豫地將自家的公館捐獻給人民政府了。剛剛成立的西北文聯和稍後成立的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機關，被安排到這個舒適優雅的大院，正應合著作家藝術家的性氣和情調：這個院子一下子擁進來一批由延安和各解放區彙聚而來的大作家大詩人，開口閉口都是“主題、結構、人物”，少不了“革命現實主義革命浪漫主義”的爭論，把昔日衛兵把門，警衛森嚴的軍政要員出入的神秘大院，醞釀出一派神聖而又呈另一種神秘的氣氛：由延安到西安的早已蜚聲國內文壇的詩人柯仲平，跟著劉伯承、鄧小平二野轉戰的詩人胡征，剛剛以《保衛延安》震撼新中國文壇的青年作家杜鵬程，已經出版兩部長篇小說《種穀記》、《銅牆鐵壁》同樣聲名赫赫的作家柳青，詩人魏鋼焰，文藝理論家胡采，以及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王汶石、餘念、李若冰，理論家王愚，等等。王紓在朝鮮停戰後回到她的十九軍駐地西安，1955年退役後安排到剛剛成立一年的中國作協西安分會工作，進入了大家雲集的這個大院。我猜想，曾經先後兩次獲得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務委員會授予的軍功章，在朝鮮戰地和在國內慰問演出中多次獲獎的王紓，之所以高興到這個隻適宜作家生存、創造、發展的大院來，恐怕也是那根對文字尤為敏感尤為鍾情的神經。她到來時，這個以大行政區——西北局設立的作家協會，剛剛成立一年，憑她在朝鮮戰場編創的盡管數量很大盡管深受歡迎盡管獲獎立功的各種演唱曲藝作品，還是不能成為專業作家的資本，她是作為為作家服務的行政工作人員，勤勤懇懇認認真真卻也雷厲風行的軍人作風做著事無巨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