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機構投資者已經被“皇帝的新裝”所迷惑，忘記了泡沫經濟的炮製過程——將某些企業聯合體在收購後再賣出時，往往把每股收益的成長數字進行“藝術”加工。索羅斯相信，這種“炮製”的收益指數，確切地說，是那些樂得手舞足蹈的基金經理們“藝術”加工過的數字，終究將影響聯合企業的股票價格。
事實上也是如此，他們確定股價在持續高漲時，會設立許多倉位賣出空頭買進多頭，盡量持有更多的多頭。索羅斯本人就是這樣做的，後來，當他感覺到持續高漲快要到頂峰時，便將手中的多頭全部拋出，將拋售的所有資金轉為空頭，當頹勢來臨時收益就很豐厚了。由此看來，索羅斯無論市場是盛還是衰，在空頭和多頭之間的適時轉換，都使他賺到了一筆數目不小的“辛苦費”。
在金融運作上，索羅斯以自己自信而又獨特的分析與判斷，馳騁金融市場。他非常關注市場上的重大轉折，就像一隻鷹一樣，時刻尋找著一個由盛而衰、崩潰前的拐點。索羅斯最終找到由盛而衰、直至崩潰前的拐點，然後將資金杠杆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大膽地在金融衍生品市場進行投機。
索羅斯的“榮枯相生”理論是對更為宏大的金融市場以及整個經濟走勢的預測。索羅斯教我們在更為宏大複雜的經濟環境中找拐點，然後大幹一番。他認為，金融市場有它獨特的運行規律，但投資決策的金融家們具體進行金融運行時，由於“身在此山中”，難以準確地、客觀地根據資訊判斷市場行情，會出現種種決策偏差。這偏差一旦形成“三人成虎”的合力，便驅使金融行情大起大落，大幅度偏離自然規律，最終釀成“群羊效應”。而市場參與者遲早會卷入這場風暴，加速“三人成虎”和“群羊效應”朝反方向上演，促使這種大起大落的循環。這大起大落、大落大起的循環，就是“榮枯相生理論”的形象化呈現。
1985年，由於美元彙率總是處於多頭市場，使一直就不太景氣的美國出口雪上加霜，外貿逆差越來越大。與此同時，日元彙率卻始終沒有走出低穀，日本出口到美國的商品由於價廉物美，因而傾銷到美國的商品逐漸侵占了美國商品的本土市場，並且還大有逐漸擴大的趨勢。美國本國商品與進口的日本商品在爭奪市場方麵陸陸續續發生了許多的貿易爭端。
美國金融投資業漸漸明白了一點：日本廉價的進口商品已經開始威脅到了美國國內工業的發展。那些激進的人士甚至認為，這種威脅應該還會擴大，如果裏根政府還放任日本貨繼續湧入美國的話。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當時裏根政府所製定、執行的政策，就會發現裏根政府根本就沒有終止原定的政策。索羅斯據此判斷，典型的“榮枯相生”循環已經進入了“枯”的階段。
當索羅斯得出這樣的結論時，其他證券分析家和股票走勢評論大師們還在喋喋不休地向股民兜售、推薦景氣循環股票，其他股民也基本上都聽信這些人的話，紛紛購買了這些股票，引導股票朝強勁的頂峰方向發展，形成“三人成虎”和“群羊效應”。索羅斯經過分析逆流而動，將自己的投資視野轉向並購和選擇金融類股——在都會城市紐約收購ABC電視網，收購的數量大得驚人，一次性買進60萬股。索羅斯行動不久，都會城市紐約正式宣布以118美元的高價收購ABC電視網股票，索羅斯指揮下的量子基金會一下就賺了1800萬美元。
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美國銀行的短期利率飛漲到19％，黃金價格上漲到每盎司900美元，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率直竄到20％，美元兌換日元和德國馬克的彙率分別飛竄到240和3.25。麵對這種局勢，再加上日本石油的消耗大量依賴進口這種背景，索羅斯決定放空美元，做多日元和馬克。索羅斯立即建立了浩大的部位，以當時基金會6億美元的資產淨值，先後建立了近7億美元的龐大部位。部位建立得大，索羅斯麵臨的壓力也跟著增大。尤其是在1985年9月6日，索羅斯賭日元和馬克會上漲，可實際走勢卻下降，在這種情勢下索羅斯的投資就出現了“虧空”，但他經過更加專注的分析，深信日元和馬克還是會上漲，因此，索羅斯堅持逆流而動，再次提高兩種貨幣部位達到8億美元，這個數字可比基金會6億美元的資產淨值還高出了2個億。時間剛剛過去兩個禮拜，索羅斯預期中的情境就出現了。9月22日，鼓吹降低美元彙率的詹姆斯·貝爾進駐美國財政部，當選為新財政部長。貝爾認為，如果再一意孤行執行美元彙率雄性、堅挺政策，每月將有萬分之一的失業率上升。為了保證美國人的就業，美國政府應該降低外彙彙率，否則將成為美國曆史的罪人。同時，法國和德國等等西方經濟強國都有將自己本國的外彙彙率提高的想法。於是，貝爾決定和法國、德國、日本、英國這四個國家的財政部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聚聚餐，碰碰頭，商議商議彼此的欲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