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一步來看，以空間換空間、時間換空間的手段化解危機，也是中美慣用的手段。不過，中國與發達國家在時空上的騰挪、對衝卻有顯著區別。鑒於美日歐普遍處於接近零利率狀態，政策後手隻能靠政府發債來注入流動性，即本質是以時間換空間的被逼無奈，結果將企業債務、金融債務轉化為政府債務，將社會危機轉化為政府危機，將當下危機轉化為未來危機，未能從根子上化解危機。因此，發達國家本身的騰挪空間有限，一旦政府信用坍塌，勢必轉化為“出來混遲早要還”的宿命。相比而言，中國則既有時間換空間的騰挪，也有空間換空間的騰挪，即依靠當下現存的空間（如利率與存準率調整、基建投資、改革空間、創新空間等），轉化為經濟高位橫盤的空間，因而，中國的底氣更足。
注 釋
[1].鐵公基：指鐵路、公路、機場、水利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亦可泛指由政府主導的大規模投資性建設。
洞察人民幣彙率、利率、準備金率
人民幣彙率“變臉”
2015年的人民幣彙率用“精彩紛呈”形容絲毫不為過：8月11日，人民幣一改穩定而堅挺的“惰性貨幣”形象，僅在四天內就對美元實現4.6%的跌幅，8月中旬後在岸與離岸彙率之差一度躍升；因貶值創下的8月資本外流“曆史最高”之後，央行不得不祭出大招開展“人民幣保衛戰”；10月，在央行“雙降之後”，離岸與境內的彙差再度拉大到近500個基點；11月，IMF推遲特別提款權（SDR）評估讓人民幣“入籃”前途未卜，跌跌撞撞之後，12月1日，人民幣終於順利衝關SDR。然而輿論對“人民幣入籃”後是貶、是穩、是升爭議不斷，境外機構認為“貶”將是主角：高盛將2016年年底的人民幣對美元預期下調至6.70；瑞銀則給出人民幣對美元跌至6.80的預判；摩根士丹利語出驚人把人民幣作為2016年看空的“頂尖交易”，認為年底人民幣對美元將跌至7.00。相較之下，境內機構則顯溫和，認為“穩”仍是題中之意，譬如中金認為人民幣對美元2016年將維持在6.50，再如招商證券預估中值在6.40。那麼，2016年人民幣彙率將何去何從？
客觀而言，諸多因子似乎構築了人民幣兌美元“貶”的內在動力。首先，中美經濟分道、利差擴大。2015年三季度，中國GDP增速跌破7%，就連金融業10月數據也難有亮色：證券交易額兩市成交量增速從二、三季度的10倍、3.4倍回落到2.5倍，而金融業10月營業稅從19.3%大降至9.7%，企業所得稅也大降10%。再看製造業，以鋼鐵行業為例，2015年前三季度資產負債率超過80%的上市公司就有11家，占比達到24%，麵臨“清盤”局麵。在此背景下，2016年央行降息、降準為經濟助力仍可期。另一廂，2015年美國11月新增就業人數21.1萬人，高於預期的增加20萬人，失業率穩定在5%，為美聯儲加息掃清最後一塊障礙，12月加息呼聲漸高。其次，人民幣“虛升實貶”。一方麵，人民幣對外升值，據統計在過去10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彙率已經升值約60%；另一方麵，中國貨幣體量已是全球之最，加之人民幣非自由兌換，換彙造成的二次貨幣洪水隻能在內部消化，即便在中國通縮魅影之下，人民幣對內仍舊“錢不值錢”，譬如2015年CPI同比增速雖徘徊在“1”左右，但北上廣深仍然領跑全國房價，據鏈家統計數據，前三個季度一線城市房地產價格大概漲了18%左右，深圳更是“一枝獨秀”，11月深圳平均房價突破4萬大關，同比漲幅超過40%。最後，隨著中國經濟更加世界化、全球化，人民幣與美元脫鉤背景下，在非美貨幣兌美元大幅貶值的情況下，人民幣彙率也需要進行修正。據商務部數據，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人民幣實際有效彙率上升9.5%，同期歐元、日元、澳元、巴西雷亞爾和盧布分別下降10.8%、9.3%、5.3%、8.3%和17.7%，人民幣相對於英鎊、韓元、南非蘭特和印度盧比也小幅升值，貿易的多元化與彙率釘住製之間的矛盾在中國1月到7月對東盟出口下降中已有體現，此外，2014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是在經濟疲弱的前提下進行的，硬撐色彩明顯，也需要糾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