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1章中，我們已探討了散文語體的幾個基本特性，指出了散文的語體是所有文藝語體中最具交融性和文本間性（即互文性）的。由於散文規則的疏放與體製的寬鬆，各種修辭手法、各種表達方式、各種文體性狀，都可以在散文中自由出入，因而，它是所有文類中最具吸收性、改造性和融合性的文學樣式。表現在語體上，就形成了一種遊離於各種文體邊緣並對之加以吸收改造的交融性語體。這種交融性語體在互文理論看來，就是文本間性的顯著體現，如它對引用、拚貼、戲仿等互文手段的運用，對其他語體形式的借用，對記敘、描寫、說明、議論、抒情等表達方式的糅合等，可見，散文語體的互文閾是極為廣泛的。
從中國現代散文的發展演變進程來看，散文語體的交融與互文也是一種不可忽視的現象，它不僅體現在散文文體中的多體雜存現象，也體現為散文語體內部的自我指涉及對其他文本互文指涉的多語雜陳現象，更直接催生了如報告文學、雜文、科學小品等新興文體的語體特質的形成。
一、現代散文語體的互文視閾
（一）互文與互文理論
互文，作為文學文本分析的一個重要術語，是文學、語言學理論研究曆來關注的一個重要概念。在我國，它是古典詩文中常用的一種修辭方法，又叫互辭、互參，古人對它的解釋是“參互成文，含而見文”，具體地說，它是指上下兩句或一句話中的兩個部分，互相呼應，互相闡發，互相滲透，互相補充，表達一個完整意思的修辭方法。互文的句法關係比較特殊，文字上隻交代一方，而意義彼此互見。如《木蘭辭》中“當窗理雲鬢，對鏡帖花黃”，它不是說在窗前理雲鬢，對著鏡子帖花黃，而是意指“當窗、對鏡理雲鬢帖花黃”，兩句共同指涉，形成一種互文關係。這種互文修辭在現代散文中也大量存在，如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中國軍人的屠戮婦嬰的偉績，八國聯軍的懲創學生的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抹殺了”，如果將這句話理解為“屠戮婦嬰”的是“中國軍人”，“懲創學生”的是“八國聯軍”，也就曲解了作者的真實意圖，根據互文辭格的特點，這句話的完整意義應是：中國軍人和八國聯軍的屠戮婦嬰和懲創學生的偉績和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抹殺了。
而在西方，互文性是批評話語分析裏一種重要的策略，互文理論是一種後現代主義文本觀，最早由當代法國著名的文藝理論家朱莉婭·克裏斯蒂娃在1969年出版的《符號學》一書中提出，並得到了普遍的認同。互文性，又稱“文本間性”、“間文本性”、“文本互涉”、“文本互釋性”等，它首先被理解為文學體係的一種手法和文本的多種表現形式，通常用於指示兩個或兩個以上文本間發生的互文關係，主要包含兩層意義：一是指兩個具體或特殊文本之間的關係，二是指某一文本通過記憶、重複、修正，向其他文本產生的擴散性影響。其次，它呈現為文本混合雜陳的一麵，“它將若幹種言語、語境和聲音羅列於前。……從組成文本的形態各異的素材的字裏行間，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話語”【1】。英國批評話語學家費爾克蘭福將互文分為三種關係：序列式、嵌入式和混合式互文關係，序列式互文關係指的是同一語篇內不同語句或話語類型的順序使用；嵌入式互文關係是一種語句或話語類型明顯地包含在另一種語句或話語類型中；混合性互文關係是不同語句或話語類型錯綜使用，融合為一個整體。
可見，中西方對於“互文”的理解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在我國，“互文”隻是作為修辭學上的一個辭格，注重的是文本內部的語辭、句子之間的關係表達，並未形成完整、係統的互文理論。而在西方，“互文”則是後現代主義文本理論的重大發現，它涉及文學的意義生成問題，文本的閱讀與闡述問題，文本的邊界問題，文學藝術中不少重大問題，文本與文化表意實踐之間的關係問題等一係列文學藝術命題。然而，如果我們作進一步考察，就可發現，兩者對“互文”的理解仍有著一定的共通之處，如都關注文本意義的互釋性，關注文本不同語言結構之間的對話關係。
需要指出的是，本章所探討的互文，不是指修辭學上的互文，而是建立於互文理論基礎上的互文性，也即文本間性。關於文本間性，筆者在第一章已有較詳論述，本章不再贅述，但這裏需要強調的是，互文理論為散文語體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思路，提供了一種可行的研究方法。
首先，互文理論反對把文本理解成自我封閉的觀點，而把文本理解成一個開放性的結構。“一切語境，無論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心理學的、曆史的、或神學的，都變成了互文本；這意味著外在的影響和力量都文本化了。這樣，文本性代替了文學，互文性代替了傳統。這些理論家用互文性理論作為武器，打破傳統的自主、自足的文本觀念，對文本及主體進行解構。”【2】以此來觀照現代散文語體，顯然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現代散文語體的形成與發展，本身就不是自足或自閉的，它是一個開放的過程，既與傳統散文有著難以割斷的千絲萬縷的關係，也借鑒融合了西方隨筆的表現內容和技巧。
其次，互文理論認為，一個文本往往集中了多個文本，每一個文本都是對另一個文本的吸收與改造，不同的文本之間相互吸收與轉化、相互參照，彼此牽連，而這些文本是一種民主平等、多元共生的關係。這就為散文的題材廣泛，天上地下，無所不談，提供了理論依據。散文語體有時往往融合了大量的引文、典故等，各個引文平等共存，這正是文本間性的一個顯著特征。
第三，互文理論提出的語篇互文性，對於現代散文的語體交融有著借鑒意義。互文語篇往往體現著不同的語體風格，巴赫金十分重視多語雜存和多體裁混合的語言現象，認為文學是一種以互文方式置身於社會和曆史的“眾聲喧嘩”。費爾克蘭福將語篇互文性區分為“語篇表層的互文性”和“語篇深層的互文性”，前者強調了在一定語篇的語言層麵中可以清晰見到其他語篇的痕跡特征，後者包含了形成一定語篇的各種話語規約結構，如體裁、話語和文體等。【3】而體裁互文性是語篇裏的一種特殊的互文現象，是指“在一個語篇中不同體裁、語域或風格特征的混合交融”【4】，而散文作為一種以自由抒寫見長的文體樣式，其語體往往不拘泥於形式，彙聚並融合了各種語體形式的特點，如小說的敘事，詩歌的韻律，戲劇的結構等等，都可以在散文語體中共處並存。
第四，互文理論所概括的多種互文手段，如引用、用典、仿擬、拚貼等，也可以作為散文語體交融的主要手段和文本間性的主要表現。對於現代散文語體的研究，我們不能無視這些手段的客觀存在，散文語體交融的最大特征，就在於它的極強的包容性。互文性寫作在文體層麵所要做的，就是打破文體和文類之間的限製，使文學內部各個因素都成為可以相互借鑒的因子，因而，散文語體交融的實質，就是使散文語體與其他語體形成一種“文本間性”，從而達到相互指涉、相互映襯、拓寬審美視野的藝術效果。
（二）散文語體的互文指涉
散文的文體是一種開放性的文體，取材的廣泛，結構的靈活，抒寫的自由，很容易與其他文體發生各種聯係，並融合進其他文體的表達技巧與方式，從而形成一種具有包容性的獨特的語體形式。在互文性理論看來，這種語體形式極易構成對其他文體和他寫文本的互文指涉，而這一指涉又常常表現為互文手段的具體運用，因而，散文語體的互文指涉主要通過引用、用典、拚貼、仿擬等手段得以呈現。
1.引用
引用，作為修辭學上的一個概念，是指有意引用現成的語句以表達自己的觀點。互文理論將之引進文學創作與批評，並作為主要的互文手法之一。“引用總是體現了作者及其所讀書籍的關係，也體現了插入引用後所產生的雙重表述。引用彙集了閱讀和寫作兩種活動於一體，從而流露出了文本的寫作背景，或者說是為完成該文所需的準備工作、讀書筆記以及儲備的知識。”【5】可見，引用不隻是一種簡單地對現成語句的複述，不是自閉的、機械的重複，而是經由作者閱讀並滲透著作者閱讀體驗的重新創造。
如魯迅《言論自由的界限》一文對於新月派的批判：
三年前的新月社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類的境遇。他們引經據典，對於黨國有了一點微詞，雖然引的大抵是英國經典，但何嚐有絲毫不利於黨國的惡意，不過說：“老爺，人家的衣服多麼幹淨，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兒髒，應該洗它一洗”罷了。不料“荃不察餘之中情兮”，來了一嘴的馬糞；國報同聲致討，連《新月》雜誌也遭殃。
這段文字有兩處引用：一是引用了屈原《離騷》中“荃不察餘之中情兮，反信讒言而焠怒”之句的上半句，是與原義的互文。原文的意思是屈原說楚懷王不能體察自己的忠誠，反而聽信讒言而遷怒於他。這裏的引用顯然不是簡單的意義重複，而是借其義取其意，以諷刺新月派文人們極欲效忠主子，卻不被國民黨政府所賞識的狼狽行徑，甚至於連《新月》雜誌也一度慘遭查抄。二是引用了《紅樓夢》裏焦大被寧府小廝們“填了一嘴馬糞”，焦大，是寧國府的老奴，在戰場上曾從死人堆裏把奄奄一息的主子背出來，他寧可自己沒有飯吃，沒有水喝，也不讓主子餓著、渴著。由於昔日的功勞情分，寧府的主子們對他另眼相看，不大難為他。但他看不慣寧國府後代的糜爛生活，一次酒醉後大罵他們“每日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嚇得眾小廝魂飛魄喪，把他捆起來，用土和馬糞滿滿填了他一嘴。這一互文，將他們的行為與焦大相比，說明他們心向主子，但又有不滿，結果惹得“來了一嘴的馬糞”的尷尬，增強了文章的諷刺、幽默的力量。
引用在互文中的這種雙重表述效果，在現代散文語體中比比皆是。作者常常借助於引用，或使說理充分而有依據，或使語言簡潔而又豐富，或使行文變化多姿，增加了文章的興味和語言的表現力、說服力。現代優秀的散文家都有意識地運用了引用這一手段，如朱自清的抒情散文，就善於引用或點化古典詩詞，使古典詩詞的意境與文章意境和諧一致。他的《荷塘月色》在描寫渲染月色下的荷塘景致後，這樣寫道：
忽然想起采蓮的事情來了。采蓮是江南的舊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時為盛；從詩歌裏可以約略知道：
於是又記起《西洲曲》裏的句子：
采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
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
結尾引用了南朝民歌《西洲曲》，使文本意境向曆史的縱深開拓，又與自己的心境相融合，餘音繚繞不絕。在《壇柘寺戒壇寺》一文中，有這樣的描寫：“過橋四株馬尾鬆，枝枝覆蓋，葉葉交通，另成一個境界。”這裏引用的是《孔雀東南飛》裏的“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其引用，雖有藍本，經作者的翻用與點化，卻似渾然天成，使語體呈現出特有的古典意韻。
在一些科學小品中，也常常引用一些古典詩文或民歌童謠，以增強其文學性。如葉至善《臥看牽牛織女星》，以杜牧的《秋夕》一詩開篇：“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讓人對天空產生無窮的幻想，然後介紹了有關牛郎星、織女星等天文知識，並由此發出人生的感慨：“看了這些天文上的時間和空間數字，常會使人想起人生在世，真有‘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的感覺。”這裏又引用了蘇軾《赤壁賦》中的“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抒發對宇宙、對人生、對生命的無限感慨。
周作人的閑話體散文十分注重引文的運用，他在天南地北的閑談中，常常不分雅俗，隨手征引典籍文獻、諺語、民謠、兒歌等。如《故鄉的野菜》引用了兒歌、民謠及古代典籍的相關記載：
那時小孩們唱道：“薺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後門頭。”後來馬蘭頭有鄉人拿來進城售賣了，但薺菜還是一種野菜，須得自家去采。關於薺菜向來頗有風雅的傳說，不過這似乎以吳地為主。《西湖遊覽誌》雲：“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薺菜花。諺雲：三春戴薺花，桃李羞繁華。”顧祿的《清嘉錄》上亦說，“薺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諺有三月三螞蟻上灶山之語，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陘上，以厭蟲蟻。侵晨村童叫賣不絕。或婦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號眼亮花。”但浙東人卻不很理會這些事情，隻是挑來做菜或炒年糕吃罷了。
這些引用，看似隨手拈來，實則頗有講究，不同的引文組合在一起，雅俗互見，使文章富於清新自然純樸的山野氣息，別有一番風味。
可見，作者對原文的引用，不是自閉性的抄襲，而是經過自己主觀幻化的情思表達。在這裏，重要的不是找出隱藏的互文，而是對引文材料的思考，思考有關引文的出現對文本有什麼樣的意義。
魯迅的《朝花夕拾》就引用了大量的“他寫文本”，如《狗·貓·鼠》中對現代評論派陳西瀅等人“負有指導青年責任的前輩”、“不好惹”、“陰險的暗示”等言辭的引用；《二十四孝圖》、《無常》等文中對攻奸者之辭的引用：“跳到半天空，罵得體無完膚，——還不肯罷休”、“紹興師爺”等，這些引用將作者的閱讀與寫作兩種活動彙聚於一體，呈現出雙重表述的意義指向。一方麵，透露出了文本寫作的背景或動機等相關信息，隱約點明了《朝花夕拾》的寫作與現代評論派的論戰有關；另一方麵，體現了作者對所閱讀文本（他寫文本）的理解和創造，使“他寫文本”為我所用，並服務於“此在文本”的寫作。魯迅在《朝花夕拾》中對“名人”或“教授”言論的引用，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達諷刺的目的。
2.用典
用典亦稱用事，顧名思義，就是運用典故，這是我國傳統詩詞曲賦中常用的一種表現方法，其主要特點是借助一些曆史人物、神話傳說、寓言故事等來表達自己的某種願望或情感。適當運用典故，可以收到很好的修辭效果，能使語言精練、辭近旨遠，使文章典雅而含蓄，增加韻味和情趣。典故的來源主要有三：一是來源於民間故事、神話、傳說等掌故，二是來源於史書或文學典籍中的故事和人物，三是來源於宗教故事和人物。這些來源，在互文理論看來，就是前文本，是互文發生的主要文本依據。
由於作者在創作他的作品（此在文本）之前，他所涉及的其他作品（前文本）對他的創作動機、藝術思維等都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那麼，作為互文理論中的用典，就是“此在文本”對“前文本”的吸收與改造，是舉用神話、傳說、寓言、曆史或宗教故事以及經典作品中的典故或原型，並加以主體性創造，以幫助作者闡述思想與觀念。以此來考察現代散文，我們可以發現，散文語體中的用典主要是通過複述或轉述的方式來完成對於典故的重現。這一複述或轉述，顯然經過了作者的改造與重新闡述，體現出了新的意義指向。正如有論者所言，“重寫神話絕不是對神話故事的簡單重複，它還敘述故事自己的故事，這也是互文性的功能之一，在激活一段典故之餘，還讓故事在人類的記憶中得到延續”【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