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受毛澤東的影響是深刻的，所以他才會不自覺地模仿毛澤東的言論和表現。但是任正非對毛澤東的模仿不僅僅是表麵的，最重要的是他學到了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並把這些經驗運用到華為的企業管理上。從華為的發展來看，任正非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學習不僅是形式上的學習，更重要的是本質上的學習。
17.群眾運動和群眾路線專家
華為是一個善於做群眾工作的企業。群眾路線的含義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實行群眾與領導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最終達到勝利的目的地。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形成了一切為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工作路線，貫穿毛澤東思想體係的始終。
任正非是“學毛標兵”，因此走群眾路線也成了他領導華為走向成功的一件法寶。任正非曾經在一次總裁辦公會上說道：“毛澤東會打槍嗎？誰見過毛澤東打槍？他要打槍恐怕要打到自己的腳趾頭上。但是毛澤東會發動群眾，會發動幹部。”華為在許多事情上都是發動群眾，走群眾路線。群眾路線的含義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實行群眾與領導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最終達到勝利的目的地。
1995年，視察過華為的上級領導都稱讚華為的企業文化好，任正非慢慢發現，員工幹部們後來就經常把企業文化掛在口頭上，可企業文化究竟是什麼，他們卻根本說不清楚，因此任正非覺得，隻有把員工和幹部組織起來討論才可能把企業文化變得更清晰。1995年9月，華為公司發起了“華為興亡，我的責任”的企業文化大討論。討論下來，才發現任正非讚同的觀點往往與大多數人的不同，如“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這樣的觀點就被任正非否定，通過這次大討論，華為員工在企業文化的認同方麵取得了較高的一致性。
1996年，華為啟動《華為基本法》大討論。據起草人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授吳春波回憶說，起草者們在華為調研時，華為的高層每個月都會犧牲兩個周末的上午休息時間來參與討論，有時候甚至停產停工，全公司員工都參加討論會。《華為基本法》完成初稿之後，任正非又發起“群眾運動”，發動所有幹部員工參與討論並提出意見。“基本法”第四討論稿登刊在《華為人》上，任正非要求所有華為員工帶回家讀給家人聽，然後回公司提出建議。這也算是員工工作積極與否的一種表現。
《華為基本法》修改到第八稿的時候終於定稿，前後共進行了十次刪改，從初稿到定稿前後花去了整整三年的時間。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華為基本法》是全體華為員工的共同結晶，是華為走群眾路線的產品。任正非在一次談話中講到，無論如何絕對不會拋棄“基本法”，這是經實踐檢驗的正確法規。
華為的大事件都是由廣大員工一起參加，人數之多，影響之大，令人歎為觀止。2002年7月，當時的華為正處於困難時期，華為財經經營管理部的領導倡議，要求所有總監一級的幹部自願降薪10%。此提議一出，華為公司的各大部門紛紛響應。2003年春天，以任正非、孫亞芳等為首的華為高層和總監級以上的幹部自願降薪10%的454份申請送到了人力資源部。但這次降薪僅限於總監級以上的幹部，技術骨幹和業務專家都不允許參與。這次申請中有92人沒有被批準，在公司渡過難關之後所有人員也恢複到以前的工資。這次集體降薪很容易使人想起1996年市場部的集體大辭職，都是公司掀起的“群眾運動”，對於華為來講，這些事件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任正非主持會議少不了的就是會後討論與學習。他每發表一次重要的講話，都要在華為公司上下展開聲勢浩大的運動，要求全體員工學習、討論、交流心得，最後還要寫學習體會。有些華為的新員工對這種學習方式非常不適應，有人私下說：“這就像是政治大會，而不像一個企業的學習大會。”
2000年之後，任正非開會的這種模式有所改變，開始向西方先進的管理模式學習。任正非在內部會議上說：“我們要的是變革而不是革命，我們的變革是退一步進兩步。”在變革中任正非處理矛盾的手段顯得更加成熟。華為這一係列改變中惟一不變的是華為的大合唱，但這並不是一種單純的文藝活動，而是一種團隊精神的訓練課。
1996年，當時任國家科委副主任的朱麗華參觀華為，並且與任正非等公司高層進行了交流。會後朱麗華在其他的場合評價說：“任正非是一個企業家而不是一個政治家。”任正非聽到後曾私下表示：“其實我就是一個政治家。”任正非之所以有這樣強烈的自我政治認可感，主要是源於他對毛澤東思想的修習和運用以及他極強政治的敏感度。在熱衷“學習毛澤東思想”的企業家裏麵，他是運用最成功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