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情況下，任正非抓住了一次市場與技術空缺的機遇，堅決搞自主研發。推動華為下這一決定的任正非被人稱為“任瘋子”。1994年，經曆了無數次的失敗後，華為推出了2000門網用大型交換機設備C&C08機。這標誌著任正非成功地抓住了這次機遇。
機遇對於成長中的企業來說，可能隻有一次，但就是這個惟一的機遇，隻要抓住了，企業的命運可能從此改變。一位出色的企業家，就是一位最能把握機遇的人。他需要有超前的眼光和敢於決定的魄力。一位企業家，或者一個企業，每抓住一個機遇，其結果都是一個大的飛躍。
22.巧借東風
《孫子兵法》說：“勢者，因利而製權也。”作為一個企業家，不僅要關注自身的經營管理，還得關心國家與民族，關心整個社會的發展趨勢。隻有這樣才能“借”好“東風”，才能使企業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在中華民族的智慧裏，“借術”是一種大學問，豈不聞“借風使船”、
“借屍還魂”？作為一個好的領導者、企業家，應該能夠清楚地認識外部形勢，並且巧妙地利用外部力量，推動自身的發展。按中國的古話說，就是“借勢”。《孫子兵法》說：“勢者，因利而製權也。”善於借勢的人能夠在外力的幫助下，使自己的勢力如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特殊國情的國家，政府的一項政策往往會影響一批企業的命運，而企業也可以借政策的大“勢”，獲得飛躍式發展。
如果大家關心民族企業的發展，一定會記得1996年的“國內自主研製開發的程控交換機用戶協調會”。在這一會議之後，國產交換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電信業迅速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衝破了“七國八製”的格局，這就是因為國家政策上的扶持，而華為也在這一時刻不失時機地“巧借東風”，迅速崛起。
在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為了加快通信事業發展而進行了超前擴容的政策性投資。這一股“東風”，為“巨大金中華”（巨龍、大唐、金鵬、中興、華為）這些民族通信產業中的龍頭企業的起步和發展起了相當大的作用。當時，國家提出非常明確的政策：“在同等條件下，優選國產設備，提高國產化比例。”這無疑在政策上極大地促進了我國民族通信產業的發展。在這一股“東風”下，華為公司憑著比國內同行更早起步的優勢，堅持走研發型企業的道路，終於成為國內企業中最有實力的一家。
這次“巧借東風”對於華為來說絕對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因為如果沒有及時借助這次政策幫助，華為可能早在“八國聯軍”的圍剿中夭折了。任正非還非常清晰地記得1994年6月19日江澤民同誌在深圳接見他時的情景，他回憶說：“我說到程序交換機技術關係到國家的安全，一個國家沒自己的程控交換機，就好像沒有自己的軍隊一樣。江澤民同誌明確地答道：說得好。是誰說的？我說是廣東省郵電管理局石清泉處長說的。中國電子工業中，惟有程控交換機有可能成為中國的拳頭產品。國家要強力幹預，使之健康發展，成為中國走向世界的一個拳頭產品。”（見任正非1994年《對中國農話網與交換機產業的一點看法》）
在那次接見後，中央有關領導很快表示，國家要有主力機型，要逐步以國產為主。國家很快取消國外交換機利用商業貸款獲得免除關稅、增值稅的政策，保護國內工業，使國內外工業處於公平競爭中。
憑借這次國家有利的政策扶持，國內許多電信業廠商抬頭了，由國外企業壟斷製造的高價迅速被拉下來。進口的程控交換機在中國市場上的售價從90年代初期的每線300—500美元下降到了1998年的50美元，已經遠遠低於國際市場價格。
在這次眾多抬頭的企業中，華為公司是佼佼者，也是這次借助扶持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因為華為公司“巧借東風”的本領比其他企業更勝一籌，華為迅速由一個沒有政府背景的企業變成從政府獲利最大的企業。任正非利用這次東風，讓華為迅速從跨國公司無暇顧及的縣城做起，在第一時間搶占了政策的果實，如愛立信當時隻有三四個人負責盯黑龍江的本地網，任正非卻派出200多人常年駐守，對每個縣電信局的本地網項目寸土必爭。
在我國，存在一些專門挖掘政策“寶藏”的企業，它們的一些做法對於我國的其他企業有很大的借鑒作用。比如中國北車集團山西永濟電機廠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北車集團永濟電機廠根據國家有關政策，在2003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之間，對其鍛壓分公司生產銷售的用於生產機器機械的商品鍛件實行先按規定征收增值稅，後按實際繳納增值稅額返還35%的優惠，實現了返還140萬—160萬元的節稅目標。此項資金將依照政策規定，用於公司2003—2005年的設備改造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