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經書必先專通一經，不可泛讀，讀經以研究尋求義理為本，考據名物為末。讀經書有一”耐“字口訣。叫做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這就是所謂耐心吧。讀史書的法子，莫妙於會設身處地去想。每看一處描述，就好比我便與當時人物一起酬酢笑語。不必人人都能記誦，要記一人，就恍如接觸認識這人；不必事事都能背，要記一事，則恍如親身經曆過這事。經書學了是可以尋求道理的，史書學了是可以考證史事的。拋開這二條，就別無學問了。
由此學經則應專守一經，學史則當專熟一代，讀經書史學則專心致意於義理。這都是專的道理，確實是不可改易的。
至於經史以外，諸子百家之學，書籍汗牛充棟。如想閱讀，隻應讀某一人的專集，不應東翻西翻。比如讀昌黎集，就應目之所見，耳之所聞，都是韓昌黎。以為天地間，除了昌黎集以外，更別無他書了。這一人的集子未讀完，萬萬不可換他人的集子，這也是所謂”專“字秘訣吧。
曾國藩一生以聖賢為榜樣，且身體力行。鹹豐九年（1869年），正值他與太平軍在江西生死決鬥之時，他卻從中國曆史上的思想家、哲學家、著作家、文學家，挑選三十二人（實際是三十三人），命其子曾紀澤，畫其形象，然後懸於牆上，以便實實效仿。他還特作《聖哲畫像記》一文。
曾國藩所列的三十二人是：
文周孔孟：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
班馬左莊：班固、司馬遷、左丘明、莊周。
葛陸範馬：諸葛亮、陸贄、範仲淹、司馬光。
周程朱張：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張載。
韓柳歐曾：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鼎。
李杜蘇黃：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
許鄭杜馬：許慎、鄭玄、杜佑、馬端臨。
顧秦姚王：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
曾國藩既是一位政治家、軍事家，又是一位學問家，同時，他還是一位文學家。黎庶昌稱他的文章，”自歐陽氏以來，一人而已。“如果說，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那麼，曾國藩至少也可以說，文起四代之衰。
清代三百年的文學，方苞、歸有光、姚鼐，號稱钜子。曾國藩亦自稱其文，初學姚先生。方歸姚之文，時人稱之為桐城派；曾國藩能突出桐城範圍，時人稱之為湘鄉派，從之者極眾，影響所及，直至民國初年，譚嗣同、梁啟超之文，亦深受其影響。及胡適之陳獨秀的新文學運動起，湘軍之文，始漸衰弱，然至今湖南文士，猶多宗之，曾公自謂嚐”取司馬遷、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杜蘇黃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於漢宋二家構論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仆竊不自揆，謬欲兼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為文複臻於無累“.則其抱負可知矣。
曾國藩作聖哲畫像記，把聖人和文章家詩人，並列一起，已是大膽之作。他所編經史百家雜鈔、經史百家簡編又把六經和古文並列一起，更是大膽。過去古文辭類纂，續古文辭類纂，風行最廣最久，都不敢將六經文字載入，而曾國藩毅然為之，於是經史百家雜鈔和經史百家簡編，乃取而代之，成為中國士子必讀的古文教科書了。
曾國藩一生愛讀書，愛圈書，愛批書，愛抄書，他對於所愛讀的書，一一加以圈點，圈點再讀，則又批評；批評再讀，則手抄之。用功之勤，用心之苦，實古今罕見。他的幕僚人物，大半是他伴讀的朋友，極盡切磋琢磨之妙。盡管殺聲震天，哭聲滿地，讀書功課，是萬萬不能停止的。他的文章是雄筆，他的性格是強人。非強人無此雄筆；非強人無此大膽。讀書與寫作在曾國藩的生命中從未停止過，這構成了他生命的真實。
4.談詩論賦獨辟蹊徑
曾國藩”性好言詩“.他曾對兒子道：”餘久不作詩，而好讀詩，每夜分輒取古人名篇，高聲朗誦，用以自娛。“他愛讀詩，也愛寫詩，現存詩三百多首，詞二首，也不為不多了。陸遊教其子雲：”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身外。“論者曆來以為箴言。道光二十八年，曾國藩在七古《書嚴太守大關賑糶詩後》說：
君能奮身救水火，
一破積習萬口牢。
畫脂不是壯夫業，
詩外有事真豪傑。
這”詩外有事“,正是強調”功夫在詩外“的意思。
什麼是詩外功夫？桐城傳人方東樹說：”詩文與行己，非有二事。“曾國藩的友人何紹基說得更明白：”詩文不成家，不如其已也。然家之所以成，非可於詩文求之也，先學為人而已矣。“他提出了”人與文一“的命題，說：”人與文一，是為人成，是為詩文之家成。“他進一步說：為人為詩之要，”’不俗‘二字盡之矣。所謂俗者，非必庸惡陋劣之甚也。同流合汙，胸無是非，或逐時好，或傍古人，是之謂俗。直起直落，獨來獨往，有感則通，見義則赴，是謂不俗。臨大節而不可奪，謂之不俗。欲學為人，學為詩文，舉不外斯旨。“有了這種”不俗“的詩外功夫，才不致把詩當成吟花弄月、玩物喪誌的平庸工具，也不致把詩當成雕章琢句、賣弄聲韻的匠人工藝。因此說，學詩學文，必先學作人。
所以，曾國藩教導兒子紀澤寫詩要能脫去恒蹊，不走前人的老路、套路，便需胸懷超群離俗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