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標的兒子朱允炆成了皇位繼承人後，立即激怒了諸藩王。藩王們不理解朱元璋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決定，論學識，論資質一個小毛孩子怎麼能擔起這樣的重任。但是朱元璋還在，倒也沒人把自己的憤怒發泄出來，必定他們還是很了解自己的父親的，那是一個要麼不做，要麼做絕的人。曆來帝王之家父子反目成仇，殺父弑子的事舉不勝舉。這可是玩命的事，沒人會傻到這份上。
但是皇帝是個非常特殊的職業，心慈手軟的人是不會有好日子過的。因為你的對手太多，太狠毒，他們可不會被你的仁慈打動，在他們眼裏隻有權力與富貴。沒有了這些你啥都不是，跟誰混不是混，幹嘛要在一棵樹上吊死。朱允炆的悲慘命運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在忠厚仁慈上朱允炆一點不輸於他的父親朱標。這也是皇帝這個職業的最致命的性格缺陷。如果你不做皇上，你可能朋友滿天下，在這裏隻能說朱允炆選錯了職業。當然他也是身不由己。誰讓他生在帝王家呢。朱元璋一時的衝動造就了一個千古悲劇。
朱元璋已是病入膏肓，皇宮內外荒涼不堪。各地藩王紛紛走街串巷商量著掂量著盤算著自己的命運。
因為朱元璋病情嚴重各地藩王都已被朱元璋召到京城，他要在臨死前完成走後一件大事——把朱允炆扶上皇位。他太了解自己的幾個兒子了。誰有幾斤幾兩，誰心裏打著啥樣的算盤，朱元璋是一清二楚，病痛的折磨並沒有磨掉他仍舊清醒的頭腦。一切還在他的掌控之中。各藩王的一舉一動他都了如指掌。這一切當然都是拜我所賜。各個藩王府都有特種大隊的人在監視。
已是夜半時分，遼王府的官邸走進一個道士打扮的人。看來他倒是非常熟悉王府，左拐右拐進了王府後堂，遼王和穀王正在喝茶，好像專門等著這位道士的到來。
穀王朱櫘朱元璋的第19個兒子，12歲前的朱櫘是在皇宮中長大的，他一共有44位兄弟姐妹。對於他們的前途，他們的父皇似乎早有安排。
封建皇帝曆來視國家和人民為私人財產，朱元璋學習總結西周以來曆代君王的統治經驗，認為分封王子是鞏固國家的最好辦法，於是分三次把他的24個兒子封為藩王。
藩王其實就是皇帝在地方上的軍事代表，藩王在封國內有較大的人事和司法權利，還享有優厚的經濟待遇。藩王有象征自己地位的冕服，車旗幟，宅舍，公侯大臣見親王都要俯伏。藩王有自己的封國，每王府設三護衛，有少則三千，多則一萬九千人的護衛軍。朝廷派駐在封藩的守鎮兵馬，也基本掌握在藩王手中，隨著國內統一完成的政權和鞏固，明朝的軍事權利已經逐步從功臣武將向皇室和藩王轉移。
盡管朱元璋給諸子藩王定的政治地位極高，但他不給諸子藩王封地（藩王府邸除外），也不讓他們治理地方上的百姓與經濟，不讓他們插手地方上的民政，所有地方上的事務都歸給朝廷任命的中央與地方的各級官吏治理。朱元璋如此限製諸子藩王的權力主要是為了防止地方藩王坐大，發展到與中央相抗衡的地步，以免重現骨肉相殘的曆史悲劇。
但從明初朱元璋大搞分封的最主要目的來說，它就是要讓諸子藩王成為獨擋一麵的軍事中堅力量，以此來拱衛大明中央皇室，因此朱元璋實際上采取了矛盾的做法，一方麵限製藩王的經濟、民政等方麵的權力，而另一方麵他卻不斷地賦予諸子藩王以極大的軍事權。
在明初第一次諸王大分封後的第三年，即洪武五年（1373），朱元璋就下令成立“親王護衛指揮司”，規定每個親王府（即藩王府）“準設三護衛”，每個藩王“歲祿萬石，府置官屬。護衛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萬九千人，隸籍兵部。”
到了洪武六年《祖訓錄》修成時，朱元璋又進一步地擴大了諸子藩王擁有的軍事權力，不僅規定諸子藩王擁有藩國內護衛軍的軍事權，而且在緊急情況下就連藩國所在地鎮守軍的軍事指揮權也歸給了藩王。《祖訓錄》是這樣說的“凡王國有守鎮兵，有護衛兵。其守鎮兵有常選指揮掌之。其護衛兵從王調遣。如本國是要塞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鎮兵，護衛兵並從王調遣。”甚至還規定，地方鎮守軍的調動除了要有皇帝的禦寶書以外，還必須要有該鎮守軍所在地的藩王的命令：“凡朝廷調兵須有禦寶文書與王，並有禦寶文書與守鎮官。守鎮宮既得禦寶文書，又得王令旨，方許發兵。無王令旨，不得發兵。”就此而言，明初地方藩王的軍事權力得到了幾乎是毫無限製地擴張。
更為糟糕的是，雖然洪武初年朱元璋對諸子藩王的護衛軍軍士數目做了一定的規製，什麼“護衛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萬九千人”，但實際情形卻並不是這樣，諸子藩王護衛軍的規模幾乎沒有什麼多大的限定。周王朱橚鎮守北平時，朱元璋讓他一次帶去的中、左二護衛侍從將士就達5770人；洪武晚年，駐守大寧的寧王更是兵多將廣，他“帶甲八萬，革車六千”。最為要命是，諸子藩王所統帥軍隊的規模不受限製，還有充分的法律依據，那就是朱元璋欽定的《皇明祖訓》，其中有條規定說：“王府指揮司官並屬官隨軍多少設置，不拘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