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南京後，我去了齊泰府。齊泰，原名德，太祖朱元璋賜名泰，字尚禮，別號南塘。高淳縣滄溪齊家山人，元惠宗至正十七年丁酉八月十六日生。在洪武十七年的舉人鄉試中應天鄉試第一，第二年舉進士，授禮部主事，不久改任兵部主事。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在齊德陪祀郊廟時，因他為官九年而無過失賜名泰。第二年擢升為兵部左侍郎。洪武三十一年又提任為兵部尚書。太祖曾經向齊泰問邊將姓名，齊泰能一一道出，“曆數無遺”。朱元璋又問齊泰關於地圖書籍的事，齊泰從衣袖中拿出手冊進呈，“簡要詳密”，朱元璋很欣賞他。朱元璋病危時，齊泰受命輔佐朱允炆。
朱元璋用武力奪得天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右武的局麵。洪武時，南京貢院軍事衙門大都督府的左右都督都是正一品，都督同知也是從一品，而六部尚書卻隻有正二品。《大明律》中明文規定文官不許封公侯，因此朱元璋的主要謀士劉基僅僅得封“誠意伯”，而武將得封公侯者甚多，稱王者也不少。這種局麵下，文官在議論朝政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建文帝有意結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風，大力加強文官在國家政事中的作用。初登大寶之時，他自己確定新年號為“建文”，與乃祖父“洪武”剛好形成鮮明的對照，從中可見建文帝治國方略的改變。他還立即將六部尚書升為正一品，大開科舉考試，並下詔要求薦舉飽學之士，授之官職。
建文帝身邊幾個被委以重任的大臣也是飽讀詩書的才子。兵部尚書齊泰，洪武十七年應天府鄉試第一，次年進士。太常寺卿兼翰林學士黃子澄，洪武十八年會試第一，與齊泰同榜。翰林侍講方孝孺是建文帝身邊的主要謀士，幼時就以聰敏機警著稱，後師從當代名儒宋濂，詩文為時人所推崇。據說後來成祖入南京繼帝位時，怪僧姚廣孝怕成祖方孝孺像殺他，為之求情，說殺了方孝孺天下讀書的種子就絕了。正是因為建文帝所依賴的大臣多為這樣的文人，所以人稱新朝廷為“秀才朝廷”。朱元璋在執政當中有一個重大的政治舉措，就是廢除丞相，由皇帝直接統率六部。但是六部雖然由皇帝直接統率，但是他們的地位不過是二品，他們的地位低於軍人，五軍大都督府。朱允炆上來說不行，不能夠讓他們低於五府，要把他們提高。每個尚書，六部，一品。為什麼？提高文臣的待遇，皇帝不要這麼專權，提高他們的地位。並相對地寬鬆，放權，聽言納諫，接受群下的意見，不阻擋別人進諫。
這種情況下，文人獲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再也不用擔心像洪武朝那樣動輒以一言獲罪的情況，因此他們膽量也大了，對朝政敢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對建文帝忠心耿耿。
建國之初，朱元璋以剛猛治國，亂世用重典，法外用刑情況嚴重。他認為：“法嚴則人知懼，懼則犯者少，故能保全民命。法寬則人慢，慢則犯者眾，民命反不能保。”因而，屢興大獄，殺的人很多；還使用了許多恐怖的刑罰，如抽筋、剝皮、閹割、淩遲等，因此有獲罪的大臣跪求“臣罪當誅，謝主隆恩”，比較起來，能被砍頭也成了幸運的事。
減低賦稅，救濟災民，關懷老弱。限製僧道占田，說僧人、道士，廟裏的和尚也都占土地，太多不行，朱允炆說一個人至多50畝，多的分給老百姓。朱元璋時期蘇鬆重賦是有名的，蘇鬆地區賦稅非常重，這是一個老問題。很多研究經濟史的人都提到蘇鬆重賦的問題，無法解決。朱允炆說蘇鬆的賦稅要降低，減少他們的賦稅，不要給他們那麼大的負擔。
建文帝在當皇太孫時就已經意識到太祖用刑過猛，因此登基後力圖改變這種情況。他在做皇太孫時就向祖父請求更定《大明律》。他以《大明律》與曆朝法律作比較，認為《大明律》用刑過重，改正了其中量刑較重的部分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