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民族漫漫五千年的曆史長河中，古往今來曾誕生過無數傑出的文學家，他們使中國文化史的星空燦若繁星麗天，但更多如恒河沙數般的芸芸眾生，卻在中國文化史的星空圖上消失了。以對中華文化產生巨大影響而論，卻是隻有屈指可數的屈原、司馬遷、李白、杜甫、韓愈、蘇東坡、關漢卿、曹雪芹等人，如日月一般恒久地定格在曆史的時空中。他們構成傳統文化的側翼，與孔孟學說為主的中國文化一起對中國產生了巨大影響。可以想象，如果沒有他們，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該是多大的遺憾！正是因為他們的存在，才使得中國古代文化鮮活亮麗起來，形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使得中華民族文化得以巍然屹立於東方，並驕傲地躋身於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因此，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他們是中華文化的奠基石，他們以平凡之身的非凡人生實踐和傑出的文化功績長久地影響著中國的曆史。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四川眉山縣人。蘇軾和父親蘇洵，弟弟蘇轍，三人在宋代文壇上皆享盛名，後人稱之為“三蘇”，皆被列入唐宋古文八大家。
蘇東坡生於詩書禮儀之家，聰明好學，很有文章天賦。21歲時，與父親、弟弟一道，入京參加考試。蘇東坡的《刑賞忠厚之至論》，令當時的主考官歐陽修興奮得拍案叫絕，感歎道：“三十年後，沒有人會再談起我，人人都會談論蘇東坡的。”
這一次科舉考試，蘇東坡兄弟二人高中，轟動京師，風流倜儻的蘇東坡，成為京城人們推崇的偶像，其文章也一時洛陽紙貴。但是，正當蘇東坡躊躇滿誌之時，其母程氏病故，兄弟二人隨父回四川奔喪，依例為母守製。到了嘉祐四年十月守喪期滿，蘇氏父子三人再次進京，通過考試，蘇東坡被任命為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四年之後還京。英宗因為早就知道蘇東坡的文名，打算招入翰林，可是當時的宰相韓琦認為蘇東坡太年輕，資曆也太淺，不應該入翰林，此事也就作罷，其時蘇東坡隻有二十八歲。
熙寧四年（1071年）元月，蘇東坡被任命為杭州通判，此後輾轉而密州、徐州和湖州。在地方官任上，蘇東坡救災扶貧，頗多善政，深得人民的敬愛。他雖然離開了京師政治鬥爭的漩渦，但是在地方看到的弊端，又使得他如鯁在喉，不吐不快，蘇東坡自己也說，“如蠅在食，吐之乃已”。
蘇東坡在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奉調到湖州，仍一再上表給皇帝，使得朝中極為惱火。元豐二年六月，李定、舒亶、何正臣等摘取蘇東坡詩中的話，牽強附會，說他“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諷刺政府，莽撞無禮，對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謂死有餘辜了。蘇東坡在湖州才上任三個月，就被禦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是為著名的“烏台詩案”。可謂千古奇冤！蘇東坡被押解回京上路，百姓都出來送行，人人淚如雨下。在這一年的歲末，蘇東坡獲赦，配往黃州，任黃州團練副使。
蘇東坡在黃州總共有四年，是他一生中極為重要的一段。為了糊口，他不辭勞作，情願做個躬耕自給的農夫，也不受眾人的憐憫。他還自號為“東坡居士”。“烏台詩案”給蘇東坡的打擊是相當沉重的，他因言惹禍，被貶到荒僻的黃州，也不得不為口腹奔走道途。他歎他自己：“自笑平生為口忙。”放逐的生活使他的心靈產生巨變，思想和文章的風格都有所變化，變得自由、曠達、雄渾、大氣磅礴，著名的《赤壁賦》《念奴嬌》以及《記承天寺夜遊》便是此時的作品。
元豐七年（1084年）三月，神宗手詔蘇東坡改任汝州團練副使，詔中有“人才實難，不忍終棄”的句子，蘇東坡感到了欣喜。不久神宗駕崩，新皇帝登基，小皇帝趙煦年方九歲，由祖母高太後攝政。高太後對於蘇東坡的才華頗為賞識，於是召蘇東坡回京，他迅速升官，最初知登州，到任五日又以禮部郎中召還京師，很快升遷為起居舍人、中書舍人，成為三品的翰林，負責起草詔書，即翰林學士知製誥，達到了他一生仕途的最高峰，也是他人生的又一個轉折點。
高太後垂簾聽政，保守派東山再起，他們紛紛要求盡廢王安石變法的內容，恢複舊製，而蘇東坡則認為盡管變法有不少的弊端，但是其中也有很多切實可行的內容，應該進行區別對待，不能僅憑意氣用事。應該說蘇東坡的建言是很實事求是的，畢竟王安石變法有進步的一麵，不能全盤廢除。為了堅持真理，蘇東坡多次與執政的司馬光發生當麵的爭論，竟然有人將蘇東坡比喻為第二個王安石。或許是感到自己的處境又一次步入艱難，於是，他再次請求外調。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他終於如願，以龍圖閣學士出任杭州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