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28日出生的薩達姆·侯賽因從未見過自己的父親，沒等母親生下他，父親便到另一個世界去了。母親帶著他遷到離提克裏特城不遠的沙維什村，年幼的薩達姆在舅舅的照料下長到了上學的年齡。
1963年2月8日，伊拉克國內從未平息的反卡塞姆運動終於獲得成功，阿拉伯社會複興黨在成立8年之後便奪取了政權。但這個黨和政權都是脆弱的，缺乏能夠與其綱領和任務相匹配的領導核心。
薩達姆在複興黨政變後立即被召回國內，在黨的中央農民局從事黨務工作，後又進入巴格達大學繼續學習法律。回國後，見到黨的領導軟弱、內部分裂和缺乏長遠目標的狀態，他十分憂慮。26歲的薩達姆開始為拯救這個黨和樹立自己的形象而鬥爭。他積極活動，抨擊黨的領導，竭力同黨內弊端作鬥爭。
經過數年的艱苦鬥爭，在1968年政變後，薩達姆·侯賽因終於進入伊拉克政府，成為一個重要人物，但在他麵前，還有同樣艱巨的權力鬥爭正在等待著他。
政變後的政府核心機構是革命指揮委員會，成員全是堅定的複興黨黨員。在複興黨執政的最初兩年裏，阿爾·貝克爾和他的同誌們致力於在全國推行複興黨的統治，以清除反對派。同年9月頒布第一部臨時憲法，規定伊斯蘭教為國教，奉行社會主義，規定革命指揮委員會為最高的立法和行政機關，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不久，為了鞏固政權，政府發動了一次清洗運動，摧毀現存的和潛在的反對派勢力。
由於政變是由一夥軍官發動的，爭權奪利便難以避免。但真正的權力鬥爭則發生在有薩達姆·侯賽因支持的阿爾·貝克爾、阿邁什和哈丹·塔克裏蒂三人之間，三人在武裝部隊中都有一批追隨者。其中，阿爾·貝克爾的兩個對手之間的矛盾更為激烈，他們都想設立安全部門以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經驗豐富、老謀深算、對局勢能從整體上把握的阿爾·貝克爾，也在建立自己的安全機構，由他年輕的侄子薩達姆·侯賽因掌管。此外，他還選擇複興黨機構作為培植勢力的工具，因為該黨的機構自1966年和敘利亞複興黨分手以來，一直在薩達姆的控製之下。局勢無疑對薩達姆是十分有利的。
薩達姆在幫助貝克爾加強對革命指揮委員會控製的同時，也極力使武裝部隊複興黨化。1968年秋一批軍官被捕，取而代之的是複興黨黨員及其支持者。到1970年底，竟有三千多個新的委員會成立，支持貝克爾和薩達姆。忠誠於黨的積極分子趁勢占據了軍事、警察、情報和政府的機關，以及公營和私營商業、教育機構、職工會、學生會和婦女會等方麵的重要職位。
作為一顆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薩達姆·侯塞因既與阿爾·貝克爾有血緣關係，他本人又精明強幹，在短短的3年時間裏，從一個尚無名氣的複興黨黨員一躍而成為黨和國家的第二號人物。
1970年秋，巴格達廣播電台對有關巴勒斯坦問題進行了一場辯論，這場辯論的背後，實際上隱藏著一場激烈的發生在複興黨領導層內部的權力鬥爭。這場鬥爭自1968年7月以來便一直時斷時續，它所圍繞的關鍵性人物正是薩達姆·侯賽因。他作為革命指揮委員會副主席對黨和國家重要部門人事安排起決定性作用。當巴解在約旦的軍隊與約旦政府軍發生衝突之時，伊拉克軍隊對巴抵抗力量袖手旁觀，態度冷淡。薩達姆將這一責任歸咎於武裝部隊副總司令哈丹·塔克裏蒂，並將他放逐到阿爾及利亞，後來塔克裏蒂逃到科威特被殺。新聞部長阿邁什等人也被逐出革命指揮委員會。
阿爾·貝克爾對高級軍官所產生的個人影響在他掌權的頭幾年無疑是至關重要的。60年代至70年代初，武裝部隊迅速複興黨化，黨向軍隊各級部門委派黨的幹部，對軍隊灌輸複興黨人的意識形態。這樣軍隊逐漸地從屬於黨，而阿爾·貝克爾也無需在“軍隊”和“文職政府”之間扮演調解人的角色了。
1976年1月，薩達姆升為上將，他重視人民民兵即複興黨自己的武裝力量的建設，幾個星期後，人民民兵的編製擴大了一倍。在以後的幾年時間裏，複興黨逐步改進了民兵的裝備，還力圖把軍隊轉變成支持政府的後盾。黨對軍隊的監督和控製明顯加強，複興黨的影響在伊拉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內處處可見。由於阿爾·貝克爾的健康狀況不佳，薩達姆最終登上伊拉克黨和國家權力的頂峰隻是一個時間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