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肇星1940年出生在山東膠南縣（現為膠南市）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
1959年夏，苦讀寒窗十載的李肇星高中畢業，開始向一年一度的高考衝擊。遺憾的是，他的文學夢恰恰在此時被無情地擊碎。
李肇星報考的學校是飽經世紀滄桑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是李肇星填報的第一誌願，西語係英語專業則為第二誌願。而他沒有想到的是，北大卻以他的第二誌願錄取了他。畢業後，他榮幸地走向了外交官的工作崗位。
李肇星在3年的駐美國大使生涯中，他自己認為在任內最滿意的是兩國元首接觸頻繁，中美達成永久性正常貿易夥伴協定，最艱難的時候是北約轟炸我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就是在那一危機之中，李肇星被美國傳媒認為是“強硬派”，美國報紙形容當時的李肇星大使“臉上極具哀容與憤怒，讓美國印象極深”。
在轟炸大使館事件發生以後，美國官方把它歸咎於中央情報局的錯誤情報，從克林頓總統到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從北約的將軍到五角大樓的新聞發言人，都異口同聲地說這是一次失誤，但對國人的無端遇難都沒有絲毫內疚，反而要中國人保證美國駐華機構的安全，這不能不讓人懷疑克林頓等人在公開場所表示的“遺憾”、“歉意”是否出於真心。
美國領導人的這種表現自然激起中國人民的憤慨。美國媒體當時最關心在中國的美國人是否會有危險。CBS（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通過電話專訪了李肇星，請他講述北京學生到美國大使館遊行示威的情況。ABC電視網的著名主持人、駐白宮首席記者唐納森（美國廣播公司）則在專訪中國駐美大使李肇星時一上來就問，“你能保證在北京和中國其他城市美國交人員的安全嗎？”
李肇星表情嚴肅地回答說：“你們一直在談你們大使館工作人員的安全，我很奇怪為什麼你們不問我在南斯拉夫受傷的中國大使館工作人員的情況，為什麼不問在貝爾格萊德殺害中國人的行動？”
李肇星說：“過去兩天，每一分鍾對我和我的同事以及全中國人民來說都是痛苦的，整個中國都因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中國大使館而沉浸在悲傷之中，全國人民都很憤怒。”
不待李肇星講完，唐納森就急著追問在華美國人的安全。李肇星說，你們從電視上已經看到中國武警如何努保衛你們大使館的安全。現在的事實是，這麼多無辜的中國人在自己的使館內被炸死炸傷，我們要求展開調查。
唐納森接著問：你聽到克拉克將軍（北約最高指揮官）剛剛說過這是一個悲劇性的失誤？
李肇星毫不含糊地回答：“我聽到他談這個問題，如果他或任何人試圖掩飾這一暴行，那他就錯了。我還要提一句，如果外國領導人認為，相信這種解釋就可避免承擔責任，那也是錯誤的。”
這場唇槍舌劍在幾輪交鋒之後終於結束，李肇星顯然沒有被兩位名嘴的咄咄逼人攻勢所嚇，他有理有據地反駁了美國少數反華人士的不顧事實的言論，闡述了中國政府的原則立場，為無辜受害的同胞鳴不平，同時也喚醒了美國社會的良知。
在那段李肇星自己都稱之為艱難的日子裏，從國務卿奧爾布萊特到普通的美國市民，都一直不斷地聽到中國大使悲憤的抗議之聲。李肇星每天隻睡一兩個小時，他頻繁地奔走於華府、媒介及民間各界，嚴正交涉、大聲疾呼。
在1999年的那個黑色的5月，他是美電視新聞和專題節目上鏡率最高的公共人物之一。在道義和悲情兩方麵，他都是成功的。中國大使館被炸事件發生以後，麵對李肇星的詰問，在他有理有據的利口力辭麵前，在他代表著全體中國人的哀痛與憤怒的激動情緒麵前，美國社會也受到了不小的震撼。一些報道和媒體觀點開始出現了一些較客觀的聲音。這對後來中美之間最終達成有關善後問題的協議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除了與美方交涉以外，李肇星還時刻與北京的最高層保持著密切的聯係，他提出的一係列有關在這一非常時期內處理兩國關係的具體問題策略，他作為熟悉美國問題的專家和站在第一線的駐美大使，利用他的經驗和老到的外交智慧，為決策層調整和重構對美關係的未來框架，對解決在那一時期相關的其他問題（如世貿談判）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一些報道稱，李肇星在使館被炸引發的中美危機那個期間的頗有成效的努力和審時度勢的建言建策，曾深得中央高層的首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