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趙汝愚沒有把宋朝的傳統說出來，那就是作為武將的韓侂胄注定一生不會有所作為，武將在大宋保身還來不及，哪有精力去做其他事情？
趙汝愚大錯特錯，韓侂胄不僅僅是一員武將，還是一個善於鑽營的小人。憑著他外戚的身份，他與寧宗的關係越來越親密。
但韓侂胄知道趙汝愚在寧宗心中的分量，他在沒有十足把握將趙汝愚一擊而中之前，必須要按兵不動，但卻暗渡陳滄。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趙汝愚執政幾年來的確得罪了不少人。這些人曾以為趙汝愚能給他們帶來名位與富貴，但趙汝愚沒有任人唯親的作風。大多數來找這位大宋的執政官的人都碰了壁，掃興而回。在掃興之餘，又不免添了幾分憤恨。趙汝愚所不明白的是，他手中的權力正在漸漸變成一種慢性毒藥，開始謀殺他。
韓侂胄立即與這些人取得了聯係，在交流過程中，他暗示這些人在與趙汝愚的戰爭中打頭陣，而他自己則作為後援或是一支奇兵，在機會到來之時給趙汝愚以致命一擊。雙方達成協議，置疑趙汝愚的聲音開始在朝堂響起。所謂的置疑無非是趙汝愚在一些政事的處理上太過於死板，而不懂得變通。這些無關痛癢，甚至是吹毛求疵的批評讓寧宗皇帝淡然一笑，趙汝愚還是趙汝愚。雖然他心懷憂懼親自向寧宗解釋過自己的為政思想，但寧宗給了他最大的安慰，讓他放心，群小的攻擊不過是一群蒼蠅而已。
可是，這種質疑與批評不厭其煩地循環，最終打破了寧宗的專注。據一些攻擊趙汝愚的人說，趙汝愚廣納門客，不符合宗室的規矩。這話並非是誣陷，《宋史》記載趙汝愚“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疏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自奉養甚薄，為夕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為相亦然”，這種重情重誼在他人的口中居然就成了廣結勢力的表現。韓侂胄最了解寧宗的心理活動，他見時機已經成熟，就指使一名官員向寧宗危言聳聽。這位官員表示出了對國家前途命運的莫大擔憂，他說，趙汝愚與皇帝是同姓，讓他居執政官的位置，容易以權勢拉攏人，傾陷社稷，將對國家不利，請求罷免他。
趙汝愚雖然極力辯駁，但寧宗也接受了這樣一個“事實”：倘若真的竊取國家神器，趙汝愚或許真就有這個能力。趙汝愚被罷，很多人自然為他鳴不平。國子祭酒李祥認為趙汝愚在內禪中“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勳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博士楊簡也認為去之不情。韓侂胄立即出手，將這些站在趙汝愚一邊的人誣陷，清出朝廷。
在把趙汝愚徹底搞掉後，韓侂胄發現，他雖然清除了趙汝愚，但卻沒有清除掉天下人心目中的道德規範。這種道德規範認定趙汝愚是一位道德上的勝利者，或者正在向聖人邁進。
韓侂胄自然有辦法，於是，他把道德衡量的標尺，當時與趙汝愚最友好的人物朱熹納入法眼。這位始終是被天下人認為是唯一一位可以衡量道德的人所提倡的道學被韓侂胄拋棄，稱之為偽學。在韓侂胄看來，隻要將這個拋出道德標杆的人扔進無人注視的垃圾堆中，天下人就不知道趙汝愚是什麼樣的人，而他的勝利很可能就成了正義戰勝邪惡的標誌。這無疑是掩耳盜鈴，但趙汝愚卻永遠不會再回到朝廷，為朝廷盡忠盡力了。
6、劉懋的打抱不平
因為打抱不平，而幫朋友的忙，最終卻讓一個帝國毀滅，這的確是一個極大的諷刺。這個人的名字叫劉懋，明朝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進士，崇禎元年被提為刑科給事中。他所幫的那個朋友叫毛羽健，是一名禦史。
這件事還要從崇禎二年（1629）說起，這一年，天啟二年的進士而由知縣升為禦史的毛羽健向崇禎皇帝彙報說：“驛遞一事，最為民害。”他說，兵部調動部隊征用驛車的文書隻看見發出的，沒有交回的。一些人將乘坐驛車的文書互相借用，一張紙經過多次塗改修補。最後，他痛陳道：“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紙。敲骨吸髓，見聞心慘。”他希望崇禎皇帝懸賞捉拿這種破壞驛遞製度的人。毛羽健並沒有危言聳聽，他所說的句句屬實。崇禎皇帝當即命令有關部門嚴加清理整頓，這一整頓後，長期積聚的困頓得到了暫時的緩解。可毛羽健似乎沒有看到這種效果一樣，又上疏崇禎皇帝，認為驛遞製度存在的作用已經非常小。但這一次，崇禎皇帝並沒有按照他的意思辦理，他認為毛羽健有點危言聳聽、小題大做了。他明白毛羽健的意思，就是把一些作用非常小的驛遞裁掉。但這關係著大明朝二百多年來的一種驛遞製度，沒有充足的理由，崇禎皇帝還不敢否定祖宗之法。
驛遞製度始於洪武年間，當時，貴州土司、宣慰使靄翠受明政府節製。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起，實權由夫人奢香掌控。當時，作為朝廷命官的貴州都督馬燁很想將貴州所有權力都抓在自己手上。在他的努力下，終於找到了奢香的毛病，並當眾將這位婦女扒光了上衣，用板子子痛打其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