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意義
一、研究背景
鄉村治理是眾多領域的社會科學工作者關注的焦點課題。本人選擇傳播學視角對這一課題進行研究，主要是基於兩個方麵的考慮，一是我國是傳統農業大國，雖然經過最近30年來的大規模的城市化，鄉村人口仍然超過50%，而鄉村領域的傳播學研究卻相對缺乏；二是“治理”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被西方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賦予了新的含義，其內涵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它不再局限於政治學領域，而在更廣泛的學科領域得到應用，傳播學有必要對其予以關注，一方麵可以為鄉村治理提供新的角度，另一方麵傳播學可以借機與其他學科開展對話。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在鄉村的主導性力量逐漸弱化，民主機製不斷完善，中國的鄉村治理模式也在理論和實踐上進行了很多探索。20世紀90年代末“三農”危機出現，尤其是2000年前後，農民負擔沉重，村級債務劇增，幹群關係緊張，農村治理陷入困境。李昌平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來描述當時的狀況。（1）進入21世紀，曆經改革開放30年，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社會綜合實力顯著提高，但與此同時，城鄉差距卻日益擴大，農民增收乏力，“三農”問題成為公共話語討論的焦點。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統計數據，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民人均收入差距，1985年為1.86倍，2010年擴大到3.228倍。（2）2010年按農村貧困標準1274元測算，年末農村貧困人口為2688萬人。2010年中國城鎮居民恩格爾係數為35.7%，農村則為41.1%，農村比城市高出了5.4個百分點。（3）城鄉發展之間的差距足以表明：我國社會仍舊處於嚴重的結構失衡狀態，農村發展還沒有擺脫落後的麵貌，農村問題仍然是影響和製約中國現代化發展進程的最為關鍵性的問題。
有人認為，“三農”危機出現的原因是強國家、弱社會的權力不對稱，主流觀點認為國退民進後就會得到扭轉，一切問題就會迎刃而解。（4）2003年，中央開始大規模推進以減輕和規範農民負擔為目標的農村稅費改革；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五中全會上適時地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任務，並正式廢除在我國存續了兩千多年的農業稅，國家不再從農村汲取資源，同時增加各項補貼；2006年，全麵取消農業稅，取消了針對農民的各種收費。取消農業稅，意味著持續兩千年的農業稅曆史的終結，意味著“以農養工、以農養政”時代的終結。在“鄉政村治”後進一步體現出“國退民進”的過程，並且在政策層麵和治理層麵部分消除了“三農”危機，這主要歸因於國家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農民負擔日益加重的困境以及相關整合因素的支撐。“鄉村體製改革的方向，是將國家行政力量撤出農村基層。其中，取消村民小組長是重要的標誌，因為村民小組是熟人社會，取消村民小組長，標誌著國家在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將行政性力量從熟人社會撤出。”（5）
不過，盡管鄉村治理一定程度上在公共層麵走出了困境，但是，在治理的基礎層麵又引發了危機。特別在21世紀我國農業經濟市場化、全球化的新階段，隨著一些相關結構要素的變化和鄉村社會的不斷轉型，新的問題不斷出現，中國的治理危機已經發生了部分轉變。取消農業稅以後，以農民負擔為核心的治理性矛盾趨於緩解。但三農問題並沒有消失，農民的收入提高、農村發展、農業的轉型、以及農民上訪及鄉村秩序等問題仍然是各地政府頭疼的問題。另外，“各種社會文化性問題逐步浮出水麵，如婚姻家庭、宗教信仰、精神文化生活等，農民的精神生活陷入虛無狀態，中國農村出現了從治理性危機到倫理性危機的轉換，鄉村共同體麵臨瓦解的困境，於是國家介入再次被提出。”（6）
“國家介入”絕不意味著國家正式權力重新回歸並控製鄉村。筆者個人理解的“國家介入”具體就是國家有義務通過調控手段積極參與鄉村治理活動，逐步提高鄉村的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發展水平。與此同時，教育、培養鄉村的“社會”力量，使社會力量中的各階層、各群體逐步成熟、相互製衡，改變目前鄉村社會中的“弱國家、弱社會”的狀況，最終實現鄉村社會的“弱國家、強社會”局麵。那麼，如何提高鄉村經濟文化發展水平，教育、培養鄉村社會的各種力量，使之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公民團體，這是一個鄉村治理的難題之一。
改革開放後，隨著國家權威式的幹預減弱，雖然很多的國家政策不斷地影響農村的生活模式，但是，在這種模式下麵潛藏著灰色勢力，無論是村委選舉還是經濟發展，村莊灰色勢力在村莊之中的觸角無處不在，而且村民價值觀念也在社會轉型時期受到沒有防禦的侵襲，弱國家、弱社會的治理局麵再度出現。導致錯誤引導下的享樂觀念和異化價值理念不斷湧入村莊，帶來了農村高度的信仰危機和集體生活的缺失，導致了傳統的禮、孝文化的丟棄。由於這種傳統文化的失位，異化的西方文化趁機介入，“無公德個人”（7）也隨之生長起來，農村社會的“黑社會化”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因此，如何更好地引導鄉村社會的價值觀念，也是鄉村治理的一個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