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雖是多元文化紛然雜陳，但就其主要價值取向而言，大致可以歸結為三類：第一類是中國本位的或前現代文化思潮。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社會和文化發展中仍有較深的影響。第二類是以現代化的發展為目標的文化思潮，該思潮主要是“五四”前後形成並發展起來的，其基本價值取向是尊重理性，追求個性發展和人格獨立，崇尚平等、自由和民主，倡導科學知識和科學精神等。第三類是以批判現代性為旨歸的後現代主義思潮，它興起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西方，20世紀末傳入我國，其基本價值取向是崇尚非理性、批評科學技術和民主政治、解構真理和理想、追求遊戲狀態等。①這種多元文化並存的局麵，導致了各種文化價值衝突十分劇烈，形成了初級階段文化發展的雙重背景：一方麵是自近代以來我國就一直麵對的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衝突，即傳統農業文明所塑造的以倫理為中心，倚重經驗、習慣，重人治及封閉保守的文化模式與現代工業文明所要求的理性的、法治的、自由的和創造性的文化模式之間的衝突。另一方麵是現代文化與後現代文化的衝突。在我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早發內生型現代化國家已向後現代邁進，我們奉為圭溴的西方文明的理性文化精神，因其局限性和內在缺失，已受到來自西方世界的深刻全麵的自我批判，正在尋找自救良方，有的學者已把拯救西方世界的希望寄托於中國傳統文化。這種價值衝突既為我們克服和避免西方國家在現代化中出現過的種種問題提供了警示，同時也使我們在轉向現代化時彷徨猶豫甚至無所適從。上述價值衝突和東方與西方的錯位，也使得初級階段文化建設更為複雜和艱巨。
當代中國社會轉型帶來的文化顫變也是特別值得重視的。中國社會轉型呈現出任務交叉與多重跨越的特點。學者們把我國社會轉型概括為幾大方麵：從產品經濟、計劃經濟體製向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體製的轉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從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轉型；從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型；從同質的單一性社會向多樣性社會轉型；從倫理社會向法治社會轉型……轉型任務的交叉與多重跨越的並行，使結構衝突、體製摩擦、多重利益矛盾、角色衝突、價值觀念碰撞交織在一起，出現的問題多，轉型的難度大，處理不當，極易引發社會危機。西方國家完成這一社會轉型延續了數百年的時間，而我國卻被擠壓在一起。這種多重跨越，使我們不易應對。此外，在信息技術、電子網絡技術、數字化發展所帶來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中，西方國家已步入“後現代”階段，以信息化為標誌的新的浪潮對世界形成了新的衝擊。工業化任務尚未完成的中國當然不能置身事外，我們雖可以利用“後發展優勢”獲得“超前效應”，但同時，在現代化過程中，對發達國家出現的種種“現代病”，諸如環境汙染、能源危機、科技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分離導致的道德危機、信念失落等等，使我們不得不在雙重批判中尋覓救治之策。這都給文化建設帶來了新的壓力和挑戰。處在中外巨大的發展反差與追求最佳效果的願望中，極易使人們陷入焦慮狀態和理想主義。孫中山先生提出的“畢其功於一役”的設想，就是試圖對現代中國麵臨的多重問題作一總體解決。但現實的國情，隻能使它流於幻想。
在社會轉型中，隨著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經濟基礎和社會生活的各方麵都發生了深刻變化。與此同時，文化也在經曆著一種深刻的嬗變，並由此產生了一些新的問題。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文化建設中必須特別關注的。有人把這種顫變概括為以下十個方麵：
（1）文化的內涵在不斷擴大，而文化的感召力卻在逐漸下降。我們都置身於一種文化的氛圍中，飲食文化、茶文化等等，可謂凡事都有文化。然而我們也不能不看到，文化力作為一種與生產力相提並論的社會推動力，目前卻很不被重視，對人們的總體影響並沒有隨文化內涵的擴大而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