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運用誤差理論減少測量誤差方麵，古人有著內容豐富的探索。他們強調要製訂科學的計量標準，保持測具的統一和穩定，並且針對產生誤差的原因進行“對症施治”的改進。在古人為減少誤差而采取的種種措施中，有兩種做法特別值得一提，因為它們很巧妙地運用了誤差理論。
一種做法是減少測量中的相對誤差，這在古人立表測影的演變過程中有所反映。對此，我們在“郭守敬高表測影”一節中已經有所討論，這裏不再多述。
另一種方法是宋末元初趙友欽在測量恒星赤經差時采用的，意在避免過失誤差，減少偶然誤差。為了確保觀測結果的準確可靠，趙友欽把觀測人員分為兩組，兩組用同樣的設備，觀測同樣的恒星，所得結果相互參校。他在其《革象新書·測經度法》中說：“必置四壺、立兩架，同時參驗，庶無差忒。”即是說，在測量時要配置四套漏壺、樹立兩副架子，讓兩組人員同時觀測，以所得結果相互比較，這樣才能避免差錯。
趙友欽的做法很有道理。為了避免過失誤差，測量需要有所參校。同時，這樣也有利於對測量結果取平均值，從而增加了最後結果的準確程度。現在人們在測量中，也取用多次測量的平均值作為粵值使用，由此可以看到趙友欽這種測量方法的科學性。
中國古代對誤差問題的討論，一般散見於各類書文之中，因而顯得有些零散，沒有形成自己首尾一貫的係統。即使如此，古人對誤差理論的探討，還是達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廣度，是值得予以認真總結的。
計量的社會作用
古人高度重視計量，是因為它在古代社會生活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從技術角度而言，任何一個社會，離開了計量，其運作就難以正常進行。興修土木、冶鐵煉銅、治理水患，乃至於征收賦稅、分發薪俸等，無一不需要計量為之提供技術保障。非但如此，古人還把計量尤其是度量衡作為立國要略加以考慮，他們認為政府頒布的計量標準能杏得到貫徹執行，事關國家和君主形象，影響到民風民俗的端正與否。《管子·明法解》說：“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大意是說，賢明的君主推行統一的度量衡製度，頒定各種計量標準而堅守不渝，因此天下的民眾都遵從他們的法令。秦王朝推行統一的度量衡製度，就與《管子》的這一思想有關。秦統治者既著眼於該措施的經濟意義，更看重它的政治意義。當時參預籌劃該項政策的李斯，事後曾經指出：“更克畫平鬥斛度量文字，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史記·李斯列傳》)李斯認為這樣做可以打擊關東六國的舊製度，樹立秦國威望。他所強調的，就是度量衡管理與治理國家的關係。成書於西漢前期的《淮南子·本經訓》也說：“謹於權衡，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這是說，隻要嚴格遵行度量衡製度，就可以治理好國家。從這些論述可以看出，古人對計量重要性的強調，達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古代類似論述還有許多，這裏不再贅述。
古人不但在理論上強調計量對於社會政治生活的重要性，他們在政治鬥爭實踐中，也確實把計量作為一種重要武器加以運用。這方麵的例子可以舉出不少。例如，1972年，在山東臨沂西漢墓中發掘出了一批論兵竹簡，其中有幾枚殘簡，記載了吳王與孫武的一段問答。在當時春秋諸國中，晉國勢力強大，晉君手下有六卿，位高權重，他們相互傾軋，都想由自己把持晉國。針對這種情況，吳王問孫武道：在晉國的六卿中，誰先滅亡？孫武回答說：範氏、中行氏先亡，其次是知氏，再次是韓、魏，最後由趙氏來統一晉國。
孫武做出這種預測，其依據是什麼？他是由各卿所用畝製不同得到這一結論的。孫武說：範氏、中行氏是160平方步為1畝，魏氏用180平方步為1畝，趙氏則用240平方步作為1畝。範氏、中行氏畝製小，按每畝收取同樣賦稅，他們收入就多，養土也多，加上自己驕傲自大，臣下奢侈，習武好戰，不得人心，因此他們最先滅亡。知氏情況與之類似，所以接著滅亡。韓、魏情況又與知氏相似，接著知氏滅亡的就應當是他們。隻有趙氏，田畝大，又免去稅收，養的武士也少，辦事節儉，民眾歸心，晉國當然是屬於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