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過了孔子，接著就應該講講孟子了。孟子名軻，出生在戰國時期的鄒國，和孔子一樣，也是山東人。在古代，孟子被尊為“亞聖”，他的學說與孔子學說並稱為“孔孟之道”。可見他的地位多麼重要了。
當年，孟子本人也是以孔子的繼承者和衛道者自居的。他雖然沒有機會做孔子的親傳弟子，可從年輕時代起就“私淑”孔門的後代，專修孔子的學問，後來也興辦私學，並像孔子那樣，帶著弟子們周遊列國，宣傳儒家思想。從記載他言行的《孟子》一書中，我們可以知道，孟子能言善辯，經常情緒激昂地侃侃而談。盡管當權者們認為他太“迂闊”，好講大道理，不切合實際，可他不改初衷，總是言語尖銳，不留情麵。公都子問他，別人說您好辯，為什麼？孟子答道，我哪裏是好辯？我是不得已呀！我是在捍衛先聖之道啊！
這麼說來，孟子的思想和孔子是否就完全一致，沒有區別呢？不是的。如果那樣，他的價值就不大了。孟子在繼承孔子思想的基礎上，有很大發展，並有獨創。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比如，他在孔子仁學基礎上明確提出了“仁政”。他認為仁德才是無敵於天下的。統治者隻有樂百姓之樂，憂百姓之憂，使百姓有吃有穿，生活安定，減輕刑罰和賦稅，重用賢德而有才能的人，國家才能強大。這種“仁政”後來差不多成了封建社會中衡量一個朝代一個皇帝好壞的最大的一把尺子。再比如，孟子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與孔子有很大的不同。孔子是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家庭等級製度的，而孟子則把人民看得比君主更重要，認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不僅如此，他還說過，君主把臣子當作手足，臣子就會把君主看作腹心；君主把臣子視為草芥，臣子就會視君主為仇敵。臣子可以選擇甚至更換君主。推翻像商紂王那樣的暴君，不能叫犯上。孟子的民貴君輕的思想，不但比孔子進步，而且否定了所謂君權的至高無上，為人們反對暴政提供了理論武器。
正因為有堅定的信念，孟子才敢於當麵批評當權者，為百姓說話。他見到梁惠王時毫不客氣地說：你的廚房裏有肥肉，馬舍裏有壯馬，而你的百姓麵帶饑色，野外有餓死的人。這不等於率領野獸來吃人嗎？鄒國與魯國發生衝突，死了三十三個官員，而鄒國百姓袖手旁觀不去救助。鄒穆公很生氣。孟子則厲聲說：不要責備百姓吧！大災之年，你的百姓餓死逃亡的有多少？倉庫裏存著糧食財寶，卻不去救濟，官員們不報告還殘害他們。百姓們這回找到報複的機會啦！孟子能從“民”的角度談政治，應該說是很難得的。他的一些名言，像“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等等，至今仍有深刻的意義。
孟子也關注人的道德。他認為人人都有“四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由“四心”引發出“仁義禮智”四種道德，而且是生來就有。所以孟子認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性善”是他的學說的基礎。這個說法對於人們培養保持優良品行有好的作用，但是如果認真分析，就不大符合實際。當時就有不少人，包括孟子的學生，對孟子的觀點提出不同意見，孟子回答得也挺含糊。
孟子為我們民族留下的另一份珍貴思想遺產，是“舍生取義”的觀念。“義”，可以理解為正義、道義、理想、事業等意思。孟子特別看重義，看重人的精神，說過許多這方麵的話，最有名的一句是：“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他認為人世間有比生命更有價值的東西，也有比死亡更令人厭惡的東西。為了正義和事業，可以舍去生命。他大力提倡人要有高尚的情操，曾對弟子們說，要培養浩然之氣，也就是偉大而剛強的氣概。缺了它，人就沒有了力量。一個人要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才稱得上大丈夫。
這種積極的人生觀，在我國曆史上曾產生了巨大的作用。我們從無數誌士仁人為國家為人民獻身的事跡中，就可以看到這種作用。唐朝愛國官員張巡在“安史之亂”中，堅持在敵後抗敵，被俘後，敵人以刀相逼。他高呼：“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坐牢三年，始終保持一身正氣，最後是懷著“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的信念走上了刑場。“義”在不同曆史時期有不同的內涵，但精神實質是相通的。在抗日戰爭和民主革命中赴難的先烈們，在當今生活中見義勇為的英雄們，不也經常用孟子的名言表達雄心壯誌嗎？一個人，一個民族，不可以沒有精神。愛國為民，堅持正義，為崇高的事業獻身，正是我們中華民族不斷發展壯大的精神支柱。孟子為培養這種偉大精神做出了不朽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