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商業和文化聯係起來同把軍事和文化聯在一起一樣，都有些令人費解。古今中外，凡經商於市的行為，無不是為了賺錢為了利，與文化何幹？而且在中國古代，一項基本國策就是“重農抑商”，商業受到人為的限製。很多思想家，包括孟子、荀子這樣的大思想家，對“商”都是輕視的。許多政治改革家，像商鞅、王安石等，也都把重視農業限製商業作為改革的重要內容。在大多數人看來，君子講“義”，隻有小人才談“利”，那些為了賺錢而動心思的行為是有道德的人所不齒的。這種看法不但中國有，外國也有。古希臘的大思想家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等都認為從商的人最為下賤。信仰上帝的教徒們甚至說商人永遠不會得到神的歡心。
也有人不這麼認為，史學家司馬遷就是一個。他在《史記》中專門寫了《貨殖列傳》，為一些大商人立傳，像孔子的弟子子貢，改政從商的“陶朱公”範蠡，先經商後從政，擔任過秦國權臣的呂不韋，等等。司馬遷不但詳細介紹了他們的經商經驗，還為他們說了不少好話。但司馬遷畢竟是少數，後世史書便很少講商人的事了。人們對商人的看法總離不開“無商不奸”的老話。
今天，我們對古人的這種觀念不必大驚小怪。總的看，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本來在夏商周時代，商業並沒有被輕視，商人一直被列為“四民”之一，所謂“士農工商”。古書上還說過“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這樣的話。但是進入春秋戰國社會大動蕩的時代，連年戰爭使農業生產遭到破壞，無論是老百姓過日子和軍隊打仗都離不開的糧食極度缺乏，這就直接影響到國家的穩定和強盛，所以有遠見的思想家政治家都主張要“令民歸心於農”，把加強農業看作“治國之要”。而且一個基本事實是，經商做買賣的人不從事生產，卻比農民獲利多，生活也富裕。人們便本能地把同情心給了那些終年勞作、風裏雨裏辛苦備嚐的農民，認為他們創造了物質財富，還擔負繁重的勞役，而商人四方遊蕩卻負擔極輕，是不合理的。“重農抑商”的政策就這樣製定出來了。
可是，隻要稍加思考就會認識到另一個基本事實：商業是發達社會必不可少的。居住在城鎮裏的人不就是靠“商”生活嗎？“城市”的出現就是由商引發的。從字麵上看，“城”是指城牆，“市”就是做買賣的地方，也就是市場。城與市的結合，才使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出現了。從時間上看，市比城出現得還要早：遠古的人們把剩餘物品拿出來交換，就誕生了原始的商業。後來規模越來越大，當權者把買賣的地方圍起來好便於管理，城市才有了雛形。
應該說，我國古代的商業從未消散，反而一步步發展，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商業。古人在建城的時候，都是遵循“前殿後市”的古訓，先規劃出市場的位置。到了宋代，商業發展更快，已經衝出固定市場，走向全城。都城開封形成了“十家之聚，必有米鹽之市”，這在名畫《清明上河圖》上可以得到印證。宋代之後，市場已經遍布各地，連農村和邊境也有了。北方的集市，南方的亥市，兩廣的墟市，四川的痎市，辦得很興旺，“趕集上市”成了百姓們不可少的生活內容。明清時代的北京城，有不少地名就是市場名，如燈市、花市、藥市、菜市、蒜市、珠市等等。
商業發達了，商人就有相互關照的必要。唐宋時期的商人成立了行團，明代有了商會館，清代成立了商業公所。商人們聚集在一起，自然有個相互比較。有趣的是，為了避免“小人”之名，古代的商人，特別是資產豐厚的大商人，都喜歡講經書，談道義，以文化人自居，而閉口不談利。談是要談的，那是私下的事或在“袖筒”裏心照不宣。
“儒商”就在這種心態下出現，成了獨特的人群。到了清代，有名的“吳商”、“徽商”、“晉商”都是很有講究的商人群。儒商們奉行的是“誠”字，“非誠賈不得食於商”。商品要貨真價實，一分錢一分貨，絕不為賺錢而損壞了名聲，得罪了主顧。有的時候，寧肯賠了本吃了虧，也要把買賣做下去，以取得買主的信任。我們留心一下古代商人留下的字號，像“全聚德”、“六必居”、“瑞衭祥”、“謙祥益”等等，還有鋪麵上的匾額、對聯、條幅的內容，無一不是表示店主人是講道德有文化知孔孟的信義之人。這些都給商業和商人蒙上了濃重的文化色彩。以文經商，這是傳統商業給我們留下的遺產。我們現在的商家，也有很多人喜歡商業搭台文化唱戲，以文化招攬顧客，而不是赤裸裸地要人家掏腰包，這不能不說是受了古代商業文化的影響。
古代商業雖然名義上受到壓抑，而實際上卻是社會不可缺少的支柱，還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內涵。如果改變了觀念，商業一定會大展身手，為國家的富強做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