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聽林美月開口說：“
那時，嗯，應該是1990年，島內野百合運動最熱鬧的時候，作為當時見到李總統的學生代表，我哥哥對政治充滿熱情，異常熱衷，他自發又組織三月學生運動，在紛亂的運動中，他嶄露頭角風光無限，見過大量的政府高官和大人物，那時的他，風頭蓋人，對政治已經到了如癡如狂的程度，每天都和許多人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有時候回家，也是一大幫子人前擁後跟，熱鬧無比。在火熱的鬥爭中，他神采奕奕，滿臉紅光，那種瘋狂的癡迷，讓家裏人萬分驚訝，我發現，我父母並不高興，反而暗地搖頭歎息，他的學業，也一度被荒廢了。
到了當年年底，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哥哥組織的團體中，開始出現分裂。很快，哥哥就發現，要麵對戰友變對手的尷尬處境，他立刻陷入了無休無止政治派係明爭暗鬥，和沒完沒了的論戰衝突中........
有一次，他誤信人言，被人設計，莫名其妙得參加一個偶然舉辦的公眾活動，那次活動並不在日程計劃中，在活動中突然出現國民黨一位非主流高官，於是，對手便用“投降派”的帽子扣到哥哥頭上，對手派係大肆攻擊他，稱他出賣夥伴，與藍營高官的聯係過於密切，這些輿論對哥哥極其不利，許多追隨者都相信了，哥哥的這個“不當“舉動，明顯觸犯了藍綠陣營中某些主流派的大忌，於是，兩邊的輿論一邊倒討伐“中間派”.......
那年，哥哥才二十三歲，毫無政治經驗，也不知道隱忍，之前鋒芒畢露，學生氣的銳氣十足，原本在綠營陣線口碑很不錯，但他為人高調的態度，也不知道回避鋒芒，在無數次的派內辯論和派外相互論戰中，他屢屢措辭不當，不知不覺得罪了大批擁護者和同盟，於是，牆到眾人推，他便成了眾矢之的.........
很快，他發現，在台北待不下去了，那年秋天，哥哥大學畢業後，便去日本東京留學，繼續深造。
許多人剛去日本時，語言不過關，不得不先進入一家語言專修學校，學習日語。但哥哥很聰明，在台北上學時，就選修過日語課，所以他的日語水平提高很快，在半年內，就通過了文部省認定的日語能力考試，並順利晉級到了大學。
在日語專修班中，大部分都是來自亞洲的華人學生，也有大陸和香港的學生，台灣的留學生更多，在同班同學中，哥哥認識了一位女同學，是來自上海，名叫王琳，她比我哥哥小四歲，當時才十九歲左右，聽說是知識分子家庭，氣質優雅小巧玲瓏，一口濃儂軟語，宛如江南才女。
哥哥一見這個女同學，坪然心動難以忘記，於是，哥哥就向她表達傾慕之心，但那女孩並為立刻答應。
那時，在日本上學學費很貴，而大陸的收入水平較低，台灣和香港地區經濟繁榮，相比之下，來自大陸的學生家庭經濟情況低了許多，王琳上學帶了三萬元人民幣，聽說都是全家四處舉債籌措到的。
在日本的華人留學生中，留學生活非常艱辛，許多學生不得不勤工儉學，通過打工賺取學費和生活費，而日本法律禁止留學生合法打工，於是，留學生打工其實都是黑工，工作都是繁重體力勞動，時間長，報酬低，基本沒有保障。
那時間的留學男生，都把王琳稱作西施，因為據說她家祖籍在西施的故鄉紹興，況且，她皮膚異常白皙光潔，身體贏弱，一副病美人的樣子，使得許多男生都為之傾倒.......
可她並為接受哪個學生的愛意，一邊認真苦讀，一邊辛勞打工。中國的留學生能在日本打工的層次都很低，日本有許多法律限製留學生私下打工，對私下接活的非法打工的企業主，處罰得非常嚴非常重。王琳隻能在新宿一帶的華人餐廳打黑工，累且不說，工錢也少得可憐。
哥哥性格屬於不達目的不罷休的人，他既然愛上，就不顧一切去追，死也不罷休，對王琳的苦苦追求了近一年，常常到王琳打工的餐館守候她，等她，她下班就默默陪伴著，每次打工後回到住處，十幾公裏的路，用一兩個小時，哥哥，在那一年，徹底變成一名護花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