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賊，一個虜，這次都一反常態，全部軍紀嚴明，對百姓秋毫無犯，擺出仁義之師的形象。
發生了什麼事呢？清史沒有具體記載，隻有如下記錄：
崇禎十七年（1644年）四月初四，此時，崇禎帝已於16天前吊死於煤山，李自成已高踞太和殿，然而滿清尚不知曉。這一天，大學士範文程上奏攝政王朵兒紅：
“乃者有明，流寇踞於西土，水陸諸寇，環於南服，兵民煽亂於北陲，我師燮伐其東鄙，四麵受敵，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顧雖天數使然，良由我先皇帝尤勤啟造，諸王大臣，祗承先帝成業，夾輔衝主，忠孝格於蒼穹，上帝潛為啟佐，此正欲攝政諸王，建功立業之會也。
“竊惟沉丕業以垂休萬禩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喪亂，荼苦已極，黔首無依，思擇令主，以圖樂業，雖間有一二嬰城負固者，不過自為身家計，非為君效死也，是則明之受病種種，已不可治，河北一帶，定屬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為我有耳。蓋明之勁敵，唯在我國，而流寇複蹂躪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
“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為今日計，我當任賢以撫眾，使近悅遠來，蠢茲流孽，亦將進而臣屬於我，披明之君，知我規模非複往昔，言歸於好，亦未可知。當不此之務，是徒勞我國之力，反為流寇驅民也，夫舉已成之局而置之，後乃與流寇爭非長策矣，曩者棄遵化，屠永平，兩經深入而返披地官民，必以我為無大誌，縱來歸附，未必撫恤，因懷搞貳，蓋有之矣，然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撫者，是當申嚴紀律，秋毫勿犯，複宣諭以昔日不守內地之由，及今進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職，民複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將見密邇者綏輯，逖聽者風聲，自翕然而向順矣。
“夫如是，則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於我軍，因以為質，又拔其德舉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獻納，以資輔翼，王於眾論中，擇善酌行，則聞見可廣，而政事有時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趨燕京，或相機攻取，要當於入邊之後，山海長城以西，擇一堅城，屯兵而守，以為門戶，我師往來，斯為甚便，唯攝政諸王察之。”
總結一下範文程的啟文，主要講了三個問題。
第一，明朝病入膏肓，機不可失，必須抓住這一千載難逢的良機。
第二，滿清的主要對手，已非明朝政府，而是農民軍。
第三，改變以往克城不守的襲掠作風。嚴肅紀律，秋毫無犯，宣示滿清入主中原的決心，官仍其職，民複其業，大河以北，傳檄而定。
四月初九，攝政王朵兒紅統領諸王大臣以及大軍十餘萬，南下攻明。
四月十三日，大軍在遼河地方駐營。此時清軍方知崇禎自縊，李自成進了京城。滿清曾三次光臨北京城下，都不能將北京城奈何。朵兒紅開始猶豫，是否還要繼續南下。朵兒紅谘詢農民軍問題專家洪承疇，洪承疇表示農民軍不堪一擊，打！堅決入關！
從四月初四到四月十三，滿清著急慌忙地去迎接勝利，認定河北和北京唾手可得，從來沒有把老對手大明朝放在考慮範圍內，反而對農民軍有所顧忌。
這說明什麼？
合邏輯的推斷，隻能是大明朝已經完了。
——瘟疫已經擊垮了北京，李自成和朵兒紅紛紛擺出王者之師的風範去摘桃子。
那麼，清史為什麼不如實記錄北京的瘟疫呢？
——答案還是因為範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