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世界衛生組織將北京列入疫區。
4月13日，中國決定將非典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法定傳染病進行管理。
從此大規模地公開防治展開，由此以後官方公布的數字應當是及時可信的。
分析這些數據，可以得出明顯的結論：盡管各項防治措施被迅速落實，可能受感染的人數數字在四月份依舊直線上升，在四月20日到26日達到頂峰。可以推理，北京的氣溫很可能是主導因素。
4月20日，北京市公佈的非典確診病例數從前一天的37例增至339例，疑似病例增至600人以上。
同日政府宣布，五一“黃金周”暫停施行，北京多所高校停課。
4月23日，財政部公佈中央財政20億非典防治基金的用途。
同日，北京市宣布全市的中小學從二十四日起停課兩周。
4月26日，民政部與衛生部聯合發出緊急通知，要求死於傳染性非典型肺炎患者的遺體要及時就地火化，不得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和利用遺體進行其他形式的喪葬活動。
而在崇禎十七年，李自成的隊伍就是在這個瘟疫高峰期進入的北京城。
4月21日（陰曆三月十五），農民軍抵達居庸關，明軍不戰而降。
4月22日（陰曆三月十七），農民軍進高碑店、西直門，以大炮轟城。
4月24日（陰曆三月十九），清晨，兵部尚書張縉彥主動打開正陽門，迎劉宗敏所部軍；中午，李自成從德勝門入，經承天門步入內殿。
如果假定崇禎十七年的瘟疫和2003年的非典遵循同樣的天氣溫度曲線，則可以想象那幾天瘟疫在北京大爆發的情景，於是則不難理解為什麼朱由檢事前會決定堅守北京，李自成會輕鬆入城，也可以合理推導出農民軍一入城立刻被瘟疫感染，造成戰鬥力大幅下降。
在2003年，可能受非典感染的人數數字在達到頂峰後直線下降，其下降的陡峭程度與上升過程完全一致。
5月9日，北京宣布，北京非典病例呈大幅下降趨勢。醫務人員的非典感染病例4月21日到5月1日每天平均是15.81人，5月2日到5月8日，平均每天6.3人。
5月19日，北京非典新增病例數降至個位數。
6月10日，北京連續三天保持確診病例、疑似病例、既往疑似轉確診病例、既往確診病例轉為疑似病例數均為零的“四零”紀錄。
6月14日，世界衛生組織解除對河北、內蒙古、山西、天津的旅遊警告。
這裏當然有政府和民眾公共努力的成果，但是人為因素和天氣因素所占比重不得而知。
崇禎十七年朵兒紅進入北京是6月6號。隻能說，滿清命真好，正好趕上了瘟疫的自然結束。
之後朵兒紅下令將北京內城全部清空，改作駐紮八旗的“滿城”，漢人不得入內。這一舉措無疑徹底阻斷了瘟疫的傳播。
即便如此，清軍也不敢深入疫區，或者說無力深入疫區。自陰曆五月到十月，清軍一反軍事常識，沒有乘勢對南京發動進攻，南明政權乘機建立。
乾隆皇帝為凸顯滿清“得國之正”，“罕與倫比”。大筆一揮，人頭落地。崇禎十七年間的北京大瘟疫就在清史裏消失了，後世隻能在野史中窺見一二。
英文中稱曆史為history，就是“他的故事”。所謂的清朝正史，不過是乾隆皇帝給你講述的一個“他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