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北京人”
“北京人”的故鄉在今天北京西南約50公裏處的周口店龍骨山。周口店原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小鎮，一條鐵路蜿蜒而來，把小鎮和外麵的世界聯係在一起。鎮的東南是一望無垠的華北大平原，西麵和南麵卻是綿綿群山——太行山脈的一部分。龍骨山就坐落在其中。不過龍骨山沒有太行山的“巍巍雄風”，它隻是一座饅頭形的低矮小山。山上盛產石灰石，相傳從宋代起就有人在此開山燒石灰。燒石灰成為當地居民的主要行業之一。
石灰岩容易被地下水穿通，形成一個個洞穴和裂隙。在這些洞穴和裂隙中，又藏著許多珍貴的動物化石。“北京人”的化石也藏在洞中。當地的老百姓把化石叫“龍骨”，挖到了龍骨就賣給中藥店作藥材，家家戶戶也大多藏一些以備自用。也許“龍骨山”就是因此而得名的。就這樣，日複一日，年複一年，人們在山上燒石灰，挖龍骨，“北京人”則默默地靜躺在某個洞穴的深處，世事的變遷與他全然無關。
然而科學的進步執意要請出人類的這位祖先。
19世紀後期，達爾文的“進化論”已普遍被人們接受，“人猿共祖”的論斷也已深入人心。科學家們急於要用人類的化石來證實人類進化的曆史。1891年，荷蘭人杜布尼在爪哇發現了原始人類的頭蓋骨和腿骨化石，起名“爪哇猿人”（俗稱“爪哇人”），由於頭骨帶有很大的原始性，人們不敢相信杜氏的結論。20世紀初德國科學家施洛塞爾教授從一包中國帶去的“龍骨”中發現了一顆很像人的牙齒的化石，但是他也不敢貿然斷定為人的牙齒。這顆牙齒卻引起了另一位科學家——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教授的興趣和注意。
1914年，安特生應北洋軍政府之聘，來華任礦政顧問，這給了安特生收集中國“龍骨”的機會。1918年，有人給他看一包“龍骨”，並告訴他這是從周口店附近的“雞骨山”上采到的。安特生聞訊立即趕到雞骨山去考察了2天。1921年，奧地利青年學者師丹斯基來華，準備與安特生合作研究中國的古動物化石，安特生把師丹斯基帶到雞骨山，準備發掘那裏的化石。就在這時，來了一位素不相識而又熱情好客的農民，對他們說，我帶你們去離這裏不遠的另一個地方采更大更好的龍骨。於是他們來到了龍骨山。第一天他們就采集到了腫骨鹿的化石。在采集過程中，安特生發現地層的堆積物中有一些帶刃的脈石英碎片，心想：用它來切割獸肉是不成問題的，它們會不會被我們的老祖宗用過呢？他轉身對師丹斯基說：“我有一種預感，我們祖先的遺骸就躺在這裏。”師丹斯基在龍骨山挖了幾個星期，後來又來挖了一次，帶了許多化石回國，但沒有發現人類的化石，隻有1顆“可疑的”牙齒，師丹斯基沒敢把它說成是人的牙齒，隻好說是類人猿的牙。但是5年以後，師丹斯基在重新整理化石時，又發現了一顆“明確的”人牙。於是一切都清楚了，他竟發掘到了兩顆人牙。可是師丹斯基仍然小心謹慎，他在結論“真人”的後麵又加上了一個問號，成為“真人”？但是安特生與他完全不同，此時恰遇瑞典皇太子訪華，於是安特生借歡迎盛會之機，向外界宣布了這一重大發現。消息立即引起震動，有人興高采烈，有人將信將疑。安特生的朋友、英籍加拿大學者步達生（時任北京協和醫學院解剖科主任）在他的論文中高興地說：“早期人類在亞洲東部存在這一點，現在已經不再是一種猜測了。”不過仍有不少人因為沒有發現頭蓋骨化石而不敢苟同步達生的意見。但是在龍骨山發現古人類牙齒這件事情本身還是值得重視的，於是一項旨在進一步發掘龍骨山的計劃便緊鑼密鼓地出台了。
1927年初，在步達生的提議和聯絡下，中國地質調查所和北京協和醫學院簽訂了一份“協議書”。規定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研究基金，雙方合作，用2年時間共同係統地發掘周口店。協議書還規定，發掘所得的一切化石標本和文物都歸中國所有，不得運出中國。
該年春季，發掘計劃付諸實施。當時，中國正處在軍閥混戰時期，時局動蕩，周口店也時常可聞隆隆炮聲。由中外科學家和工人組成的野外發掘隊不顧一切，開始了尋找“祖宗”的戰鬥。第一年成績斐然，共獲得500多箱化石材料，瑞典占生物學家步林找到一顆完好的人牙化石。據步達生研究，這是一顆成年人的臼齒。據此，步達生提議，把新發現的化石人種定名為“SinanthropusPekinensisBlackandZdansky”中文直譯為“中國猿人北京種”，俗名“北京人”。這就是“北京人”名稱的由來。1928年，也挖到了500多箱化石材料，發現了2塊“北京人”的右下頜骨，其中的1塊還連著3顆完整的臼齒，但仍然沒有找到頭蓋骨。
時間一天一天過去了，原定的協作計劃即將到期，為了使發掘和研究工作能夠繼續下去，1929年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專門從事古地質、古生物和古人類研究的專門機構——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這個研究室即今天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和古人類研究所的前身。為了徹底弄清化石的蘊藏情況，研究室買下了龍骨山的永租權。但是發掘結果卻不那麼令人興奮。
1928年底，發掘隊遇到了堅硬的石層。這一層是“北京人”居住的山洞的洞底，裏麵化石稀少。許多人認為發掘工作已接近尾聲。其實，這並非真正的“底”，人們後來才知道它是一個含化石的灰燼層，硬而難挖，化石又少。但如放棄發掘，又覺可惜。當時進退維穀的窘境猶如裴文中教授所講的：“山中工作頗有‘雞肋’之感。”於是從1929年以後，一些人陸續離開了龍骨山。山中發掘的指揮權交給了一位年輕的中國學者，他就是裴文中先生。裴文中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係，1928年開始參加周口店的發掘，年僅24歲。1929年春天，楊鍾健（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和步達生（研究室名譽主任）等人向裴文中交待完工作，也離開了龍骨山。熱鬧的發掘隊似乎一下於變得冷清起來。裴文中在艱難困苦之中，頑強地指揮工人挖掉了硬石層，一直把發掘工作堅持到12月初。12月的龍骨山已經很冷了，天上下起了小雪，按慣例該停止野外工作了。但是由於沒有重要發現，裴文中仍不肯死心，又咬牙堅持了2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