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運動
隨著帝國主義掀起第一次瓜分中國的狂潮和百日維新的失敗，以農民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的反帝反封建鬥爭迅速高漲。山東、東北、上海、廣東等地相繼爆發反侵略、反瓜分、反封建壓迫的起義浪潮。同時，各地人民的反洋教鬥爭也日益發展，教案頻仍，此伏彼起，大小鬥爭數百起，波及貴州、湖南、江西、四川等十幾省，並與各地風起雲湧的群眾鬥爭相會合，形成一場聲勢浩大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
戊戌維新失敗後，後黨處心積慮地圖謀廢除光緒帝。二十五年底，清廷宣布立端王載漪之子溥為“大阿哥”，但遭到列強的反對和兩江總督劉坤一等清廷重臣的勸阻。頑固派與西方列強之間矛盾迅速激化，對以後頑固派在八國聯軍侵華及義和團運動中的態度產生重要影響。
義和團首先興起於山東。中日甲午戰爭後，淪為德國勢力範圍的山東省是帝國主義瓜分中國最激烈的場所。外國教會勢力極為猖狂，全省各地教堂林立，傳教士專橫跋扈，民、教衝突異常嚴重。加之連年水旱，廣大鄉民流離失所，饑寒交迫，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十分尖銳，人民群眾反抗烈火愈燃愈烈，山東終於成為義和團反帝風暴的策源地。義和團源於大刀會、紅拳、梅花拳、義和拳、神拳等民間武術團體，並與白蓮教係統某些秘密結社相結合。各團體最初以“保衛身家，防禦盜賊”為號召，聚眾設壇，練拳習武。甲午戰後，隨著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深入，教會勢力的橫行，逐漸走上反帝鬥爭的道路，焚毀教堂，處死洋人，打擊教會勢力。鬥爭初期，各地拳會沒有統一領導和組織，源多流雜，處於分散、自發狀態。隨著反洋教鬥爭不斷發展，山東及直、魯交界地區逐漸形成了幾個中心和幾支力量較強的隊伍:一是曹縣、單縣、菏澤、定陶、鄆城等地的大刀會。它是民間秘密結社與八卦教分支相結合的組織，係曹縣燒餅劉莊劉士端創立，早在光緒二十二年即掀起反洋教鬥爭，成為義和團運動的先驅，後被山東地方政府鎮壓。二是以東昌府冠縣梨園屯為中心，旁及臨清、武城、邱縣及直隸威縣、曲周、南宮等地趙三多、閻書勤領導的梅花拳。二十四年九月(10月)，趙三多、閻書勤率眾在冠縣蔣家莊(河北威縣)馬場起義，豎起“助清滅洋”大旗，將梅花拳改稱義和拳，首揭義和團反帝鬥爭的序幕。三是以東昌府茌平為中心，旁及高唐、恩縣、博平、平原、禹城等地的神拳，後改稱義和神拳或義和拳，首領是朱紅燈和心誠和尚。二十五年九月，朱紅燈率眾千餘人在平原縣森羅殿地方粉碎清軍圍剿後，不斷壯大，逐漸成為山東地區重要的反帝力量。義和團在山東興起期間，李秉衡、張汝梅、毓賢相繼擔任山東巡撫，他們在處理教案時，對洋教勢力的專橫頗有不滿，多少同情鄉民反洋教鬥爭，主張“持平辦理”，反對一味鎮壓，采取剿撫兼施、先撫後剿、以彈壓勸導為主的政策。二十四年五月，張汝梅上奏清廷，建議將各地拳民列諸鄉團之內，聽其自衛身家，守望相助，並在奏折中第一次將拳會改稱“義和團”。目的在於控製和利用義和團，客觀上也使義和團在山東取得了合法地位，有利於義和團運動的發展。這一政策以後也為毓賢所繼承。大抵從二十五年下半年起，各地拳會紛紛改稱義和團，豎起義和團旗幟。九月，清廷公文中正式將各種拳會組織統稱為義和團。“義和”，乃“取朋友以義合之義”。義和團基本成員是貧苦農民、手工業者及水手、腳夫等勞動群眾；基層組織稱壇、壇口或壇場(廠)，首領稱大師兄、二師兄等。若幹壇口組成一個團(又稱總壇)，首領稱老師、團首。團與團之間互不統屬，沒有統一組織和領導係統，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各壇均供奉牌位，舉行燒香、焚表、念咒等儀式，宣傳降神附體、刀槍不入等宗教迷信，充分體現了農民小生產者自發、分散的特點和封建蒙昧的落後性。義和團提出的“扶清滅洋”等口號，是當時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最主要的矛盾的產物，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封建主義壓迫的樸素情感的反映。“滅洋”顯示出義和團對帝國主義及洋教勢力的切齒痛恨，是中國人民要求民族自立的精神體現；“扶清”則表明義和團對清政府抱有幻想，對帝國主義與清王朝互相勾結的反動本質認識不清，以致後來為清廷所利用，走入歧途。義和團在山東迅猛發展引起西方列強和教會勢力的恐慌。德、美等國逼迫清廷罷免了毓賢，於二十五年底任命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袁一上任即發布《查禁義和拳匪告示》，嚴厲鎮壓和防範各地人民反帝鬥爭，山東義和團運動轉入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