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工業的複興之路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共中央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從而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整個國民經濟開始出現生機，電子工業也隨之出現新的可喜局麵。在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兩年中，電子工業的生產得到較快的恢複和發展。電子工業總產值，一九七七年比一九七六年增長27%，是曆史上增長速度比較快的一年；一九七八年又比一九七七年增長10%。從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八年，主要電子工業產品產量：雷達設備由1,502部增加到1,678部，增長11.7%；電子測量儀器由21.48萬部增加到24.6萬部，增長19.1%；電視機由18.13萬部增加到48.77萬部，增長169%。中央直屬電子企業的利稅總額，一九七七年比一九七六年增長43.8%，一九七八年又比一九七七年增長30.3%。
兩年來，電子工業能較快地得到恢複和發展的主要原因是：
（一）粉碎了“四人幫”，掃除了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的最大障礙，電子工業廣大職工長期被壓抑的生產積極性開始發揮出來，形成了推動電子工業生產前進的巨大力量。
（二）初步整頓了領導班子，清除了領導班子中的幫派分子，一批老幹部先後恢複工作，重新走上領導崗位。
（三）抓了生產秩序和管理工作的恢複和整頓。第四機械工業部於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召開了全國電子工業學大慶會議，強調要健全領導班子，恢複規章製度，開展勞動競賽，普及大慶式企業。一九七八年又召開了1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電子工業主管部門整頓企業工作座談會，並會同有關省市抓了104個企事業單位的整頓。許多企事業單位的生產秩序、工作秩序開始得到恢複。
（四）在全麵貫徹一九七八年四月中央《關於加快工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簡稱“工業三十條”）的過程中，北京、上海、山東等省市，按照專業化協作的原則，對地方電子工業進行了初步的調整改組，從而推動了這些地區電子工業的恢複和發展。
當然，這兩年電子工業生產的發展，是恢複性的，是在多年停滯以後的回升，其中還包含著有些長線、低質產品產大於銷等不合理的因素。但是，總的來說，十年來遭受挫折的電子工業，終於重新邁出了前進的步伐。
但是，電子工業在得到較快的恢複和發展的同時，也遇到了重重困難。當時問題成堆，百廢待興。許多生產建設中的失誤有待糾正，被破壞了的管理工作和規章製度有待恢複和健全，三線企業職工生活中不少實際困難有待解決，電子工業內部失調的比例關係有待調整，不合理的管理體製有待改革，特別是“四人幫”的流毒和長期以來經濟工作中“左”的錯誤有待清理。所有這些問題，反映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實際工作中，集中表現為：
（一）電子產品質量不好。產品的可靠性、穩定性差，使用壽命短。特別是基礎產品的可靠性差，不僅影響尖端配套和常規軍事裝備，同時也影響到民用產品。從七十年代末起連續幾年，由於電視機質量差，顯象管壽命短，廣大人民群眾很不滿意，他們用當時上映的幾部電影片名——《看不見的戰線》、《多瑙河之波》等來諷刺批評電視機有聲無象、圖象不穩定或幹擾太大等質量問題。
產品質量不好，一是由於十年動亂，把企業管理搞亂了，特別是質量管理遭到嚴重削弱。二是企業技術老化，工藝落後，生產和測試手段不能適應生產高質量產品的要求。三是原材料質量差。
（二）企業任務不飽滿。一九七九年以後，國家調整了農、輕、重以及消費和積累的比例，壓縮了過大的基本建設規模，軍工電子產品訂貨連續幾年大幅度下降，投資類電子產品的需求也連年下降。在一九八○、一九八一兩年中，第四機械工業部直屬企業中有30%安排的任務達不到生產能力的一半。有的以軍品為主的地方電子企業的任務也嚴重不足。由於這些企業基本上是按軍事工業的要求建設與發展起來的，長期存在軍民產品結構不太合理的問題，在軍品任務銳減以後，民品跟不上，缺乏適應能力，一時陷入十分困難的境地。
（三）經濟效益差。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二年，大批電子工業企業發生虧損。一九八一年，部屬企業中，有37個虧損，占直屬企業的20%。一九八二年地方企業中有700個虧損，占地方企業的33%，有15個省、自治區全行業虧損。四年中共發生虧損5.45億元，其中直屬企業為8,203.5萬元。這些企業發生虧損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但從總的方麵看，主要有三個不適應：一是由於調整產品結構，大部分企業要由單件、小批量生產轉變為大批量生產，帶來生產管理上的不適應；二是絕大部分虧損企業地處三線，基本上是“工廠包社會”，產品成本高、質量低，對進行市場競爭不適應；三是當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日益活躍的時候，許多企業不懂得自覺運用價值規律，而是仍然和過去一樣，隻管生產，不管經營，“吃大鍋飯”的思想比較嚴重，對於研究市場，預測需求，主動廣開生產門路，搞活經營的客觀要求不適應。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開始進行全麵糾正，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又提出，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這一係列方針政策，為電子工業擺脫困境、繼續向前發展明確了方向。
為了貫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迅速扭轉電子工業的被動局麵，在錢敏部長主持工作期間，從一九七九年起，電子工業開始把工作重點放在抓調整上，以調整為中心來安排各項工作。特別是通過學習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精神，第四機械工業部司局級以上領導幹部聯係三十年來電子工業的實際，認真清理“左”的思想影響，統一了認識，認為“左”的作法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必須實事求是地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電子工業發展的新路子。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使電子工業部門更加清醒地、自覺地進行各項調整工作。由於調整與改革是不能截然分開的，很多結構的調整離不開改革。在調整時期，改革服從於調整，凡是與調整不可分的改革，則加快步伐，與調整同步進行。根據這一指導思想，電子工業在調整結構的同時，也進行了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一九八二年四月到一九八五年六月張挺部長和江澤民部長先後主持工作期間，進一步全麵貫徹“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促進了各項工作的轉變和發展。
一、調整軍民產品結構
調整電子工業軍民產品結構，是電子工業發展過程中一項重大的戰略措施和戰略轉變，其目的是為了使電子工業更好地為四個現代化服務。中共中央、國務院非常重視國防工業軍民結合、平戰結合的問題。一九七九年，鄧小平曾高瞻遠矚地指出，以後國防工業不再提“以軍為主”，這就為國防工業調整軍民產品結構指明了方向。李先念也曾指出：機械工業和電子工業是四個現代化的技術裝備部。一九八二年，趙紫陽總理在五屆人大五次會議的報告中指出：“電子工業在現代化建設中具有特別重大的作用，我們應該非常重視它的發展，並把電子技術逐步應用於國民經濟各部門”。國家領導人的指示，進一步明確了電子工業不隻是為國防現代化服務，而是同時要為四個現代化服務的方針。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國務院先後決定成立廣播電視工業總局和電子計算機工業總局，並規定這兩個總局直屬國務院領導，由第四機械工業部代管。這樣不僅加強了對廣播電視工業和電子計算機工業的領導，而且從管理體製上，較好地解決了長期未能解決的民品投資渠道問題。一九八○年國家又決定第四機械工業部由國務院機械工業委員會歸口管理。同時，在這期間，國家實行富民政策，農村經濟體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所有上述國家領導人的指示、國家采取的重大措施和國民經濟發生的重大變化，都有力地推動了電子工業民用產品的發展，為調整軍民產品結構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根據中央的方針，第四機械工業部從一九七九年起就對發展民用電子產品進行了初步規劃，並明確提出“軍工生產要轉變到軍民結合的合理產品結構上來。”一九八○年九月，第四機械工業部召開了部直屬企業民品工作會議。這次會議闡明了軍工企業發展民用電子產品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緊迫性，指出軍民結合是長遠方針，不是權宜之計；是戰略措施，不是戰術考慮。會議要求各級主管部門和企事業單位都要把軍民結合擺到戰略位置上來。會議還對發展民品做了長遠規劃和近期安排。隨後從三個方麵采取措施，促進軍民產品結構的調整。一是圍繞發展電視機、收錄機等消費類產品和發展電子計算機、民用通信等為國民經濟服務的產品，新建一批大型企業。二是許多以軍工為主的企業經過大規模的技術改造，建立了現代化民品生產線，改善了技術手段，增加了配套能力，實現了現代化工業大批量生產。三是產品開發逐步走上全麵為四個現代化建設服務的軌道。在保證軍品科研試製任務的前提下，把很大一部分技術力量轉向民品研製開發，促進了軍用技術向民用技術的轉移，使軍工企業的民品生產由初期的“找米下鍋”向有計劃地開發工藝相近的民用電子產品發展，由搞一般產品向中高檔產品發展，由供應單項設備向承擔係統工程發展，由搞市場一時緊張的大路貨向形成自己的“拳頭”產品發展，因而產品品種不斷增加，技術水平不斷提高，服務領域不斷擴大。
到八十年代中期，電子工業初步形成比較合理的軍民結合的產業結構，基本上扭轉了曾經由於軍品任務大幅度下降造成的被動局麵。
二、調整基礎和整機的比例
電子工業元器件新品開發工作長期落後於整機發展的需要。一九八○年，元器件工業產值占整個電子工業產值的61%，產值比例很高，但卻不能保證整機發展的需要，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技術性能低，新品開發慢，老產品、大路貨多，高檔產品少；二是品種不齊套，長線產品多，短線產品少；三是質量不高，壽命短，可靠性、一致性、穩定性差，七十年代末半導體器件的可靠性大部分在三至四級之間；四是效率低、成本高，一九八一年半導體主要器件價格同國外大約相差六至十倍，大規模集成電路相差幾十倍。為此，一九八一年四月趙紫陽在聽取電子工業情況彙報時強調指出：要“重點抓好電子元器件的生產”。一九八二年六月電子工業部召開了元器件工作會議，重點研究如何把元器件搞上去。會後薄一波副總理專門聽取彙報並作了指示。此後，電子工業部門主要抓了以下八個方麵的工作：（1）結合引進建設了若幹個現代化元器件企業，實現了某些關鍵元器件的現代化大生產；（2）對眾多的元器件企業進行調整、聯合、改組，結合引進進行了技術改造，形成了一批元器件骨幹企業；（3）在元器件企業中普遍推行了全麵質量管理，為軍工配套的企業還開展了“七專質量控製管理”（七專：即專人、專機、專料、專批、專檢、專篩、專卡）；（4）以第五研究所為基礎建立了高可靠研究中心，建立了若幹條高可靠試驗線；（5）推行了國際標準；（6）對元器件內部產品結構進行了調整，迅速擴大了顯象管、集成電路等短線產品的生產能力；（7）與原料部門配合抓了基礎產品所需原材料的試製與生產；（8）抓了電子專用設備和儀器儀表新品開發和設計製造，生產元器件的專用設備與水平有所提高。
通過上述一係列工作，到八十年代中期，電子元器件的質量和生產能力，都有明顯提高，標準化、通用化、係列化工作有很大進展，收信放大管等長線產品得到調整，顯象管、集成電路、半導體器件等大幅度增長。用於民用電子產品的元器件，除個別關鍵件（如黑白和彩色顯象管數量不足）外，已基本能配套供應，滿足整機大幅度增長的需要和技術性能要求。國防尖端產品用的高可靠元器件，經采取“七專”措施，可靠性有了顯著提高，保證了國防尖端配套需要。彩色電視機、錄音機的國產化程度有了提高。有些廠家的彩色電視機內配件按價值計算，國產件已達70%。錄音機的電機、磁頭、機芯等幾大配件基本可以立足國內。
三、調整消費類產品與投資類產品的比例
隨著消費類電子產品的迅速發展，電子工業的產品結構發生了新的變化。一九八○年，電子元器件、消費類和投資類電子產品（含軍品）的產值之比約為61∶22∶17，到一九八三年變為41∶40∶19。投資類產品所占比重雖有提高，但仍然變化不大，這種狀況如果繼續發展下去，產品結構就可能出現新的不協調，電子工業就難以適應國民經濟各部門技術改造對電子裝備提出的日益增多的需要，不能發揮技術裝備部的作用。不僅如此，就是消費類電子產品工業，甚至整個電子工業的發展，也將因得不到先進的電子技術裝備而停滯不前。電子工業部門有見於此，適時地采取了一定的引導和調整措施。
（一）從指導思想上，強調發展投資類電子產品的重要性，引導企業在發展消費類電子產品的同時，重視開發處於“潛在需要”的投資類電子產品，引導企業放眼未來，看到投資類電子產品的廣闊前景，努力研製開發。一九八三年五、六月份，電子工業部組織對部隊和國民經濟各部門近期、中期對電子裝備的需求情況進行全麵係統的調查，並寫出調查報告，不僅給企業開發投資類電子產品提供了信息，而且為電子工業部門製訂中期規劃和有計劃地指導投資類產品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二）確定了發展投資類電子產品的重點和目標。把電子技術為國民經濟各部門服務作為重要發展方向，大力推廣計算機技術、通信技術，積極開發為煤炭、石油、電力、水利、鐵路、交通、郵電、民航、冶金、化工、建材、輕紡等部門服務的電子係統工程，特別要重點搞好國家11項大型設備工程和779項重點建設項目所需電子技術設備的研製和生產。
（三）加強了投資類電子產品的組織領導，擴充了開發部門。加強與擴大了中國通信工程公司，電子計算機管理局，建立了計算機服務公司，雷達局恢複了係統工程部。有些省、市也建立了係統工程機構，從而提高了投資類電子產品研究開發與係統工程承包能力。
一九八三年以來，投資類產品比重開始有所回升，主要投資類電子產品增長幅度大於其他電子產品。如微型計算機，一九八三年比上年增長1.2倍，為各行各業提供的電子技術應用產品一九八三年比上年增長3倍以上。
四、調整企業結構和工業布局
從三個方麵對企業結構和工業布局進行調整：一是清理在建項目，凡從長遠看產品是長線或重複建設的，采取停建緩建的辦法。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二年三年中共停建緩建33個部屬項目，壓縮投資1.4億元。二是在國家統一部署安排下，分別情況，對三線企、事業單位進行了有計劃、有步驟的調整。對技術力量強，生產條件好的骨幹企業，擇優扶植，積極安排任務，挖掘內部潛力，使之充分發揮作用。對重複建設，生產力大於實際需要，但從長遠看有發展前途的工廠，通過調整產品方向或聯合改組，使之得到提高。對選址不當，生產、科研條件差，難以維持的工廠和研究所實行關、停、並、轉、遷。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已有20多個單位進行了關、停、並、轉、遷。根據國務院三線調整辦公室確定的原則，“七五”計劃期間，將對三線電子工業企事業單位進一步進行有計劃有步驟的調整和整頓。三是許多省、自治區、直轄市通過對地方電子工業的專業化改組聯合，對小三線企業的遷、以及通過對外開放和技術引進，使地方電子工業發展的格局發生了新的變化，幾年來，正在逐步形成一批電子企業比較集中、企業結構比較合理、經濟效益比較高、在全國或本地區有一定影響的新電子城。如江蘇的無錫、蘇州、南通、常州；廣東的廣州、佛山、深圳、汕頭；浙江的杭州、寧波；福建的福州、廈門；山東的濰坊、青島；遼寧的丹東、沈陽、大連；湖北的武漢、沙市，廣西的桂林；黑龍江的佳木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