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歐洲的曆史
整體的社會曆史研究
布羅代爾是歐洲史專家，也是罕見的世界史專家。他指出：“歐洲最先創造了曆史學家，然後充分利用他們”來促進歐洲人在國內和世界各地的利益。這句話在幾個重要方麵是令人驚訝的。首先，撰寫曆史著作不是歐洲人發明的，甚至也不是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發明的。中國人、波斯人和其他一些民族的人早就撰寫曆史了。其次，希羅多德本人就堅持說，“歐洲”不是一個獨立的存在，因為它隻是歐亞的一部分，而歐亞內部沒有明確的分界線。或許布羅代爾的腦子裏想到的是在希羅多德之後很晚近的一代曆史學家。但是，即便是這些發明了歐洲中心曆史的曆史學家，也遠遠晚於伊本·巴圖塔（比nBatuta），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拉什丁（Rashidal．Din）等這些名聲顯赫的阿拉伯曆史學家、編年史家和世界旅遊家。他們早就撰寫了非洲一歐亞世界的曆史，而且很少帶有阿拉伯中心論或伊斯蘭中心論的色彩。
的確，歐洲人似乎發明了地理學，因為雖然‘欺亞”這個概念的發明者處於這片大陸的邊遠半島，但是這個概念本身是一個歐洲中心論的命名。在馬歇爾·霍奇森於1968年過早地去世之前，他譴責了按照墨卡托投影繪製的地圖，因為這些地圖把小小的不列顛畫得幾乎與印度一樣大（Hodgson1993）；布勞特（1993）也揭露了“曆史的邊界”的地圖繪製一直是以歐洲為中心的。馬丁·劉易斯（MartinLewis）和卡倫·威根（KarenWigen）（1997）則發表了《大陸的神話》。一個例子是，歐洲人不顧實際地理狀況，堅持把他們的半島說成是“大陸”，而人數眾多的印度人則隻占有一個“次大陸”，中國人至多占有一個“國度”（country）。實際上相應的地理和曆史單位是“非洲一歐亞”（Afro－Eurasia）大陸。但是這個單位更準確地說應該像阿諾德·湯因比所建議的那樣稱作“非亞”大陸（Afrasia）——世界曆史學會前主席羅斯·鄧恩（RossDunn）最近再次提出這種建議。甚至這種構詞也還不能反映出這兩個大陸的地理幅員、人口密度以及曆史重要性。當然，歐洲在這幾個方麵都望塵莫及。
誠然，後來的曆史學家全神貫注於他們自己的歐洲肚臍眼兒。但是，這可以用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環境的影響來解釋，甚至開脫。總之，曆史學家之所以撰寫“民族的”曆史，是因為受到這麼強大的影響，從而反過來從意識形態上支持歐洲和美洲的“民族主義”，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政治和經濟利益服務。然而，這些曆史學家超出了他們自己“民族”的範圍，竟然宣稱“歐洲”或“西方”過去和現在都是世界其他地區的“肚臍眼兒”或“中心’（也就是心髒與靈魂）。如果說他們對別人有什麼讚揚，那也不過是很勉強地在“曆史”方麵，而且這種“曆史’欺像東方快車，行進在僅有的向西鋪設的軌道上，穿越時間隧道，從古代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開到古典的希臘和羅馬，再經過中世紀（西方）歐洲，開到現代。波斯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中國人有時受到有禮貌的接待，但更多遇到的是不太禮貌的接待。除了周期性地出現在中亞並腫‘文明的”定居民族發動戰爭的“野蠻的”遊牧民族外，其他民族，如非洲人、日本人、東南亞人和中亞人則根本不被提及，似乎他們對曆史沒有貢獻，甚至沒有參與曆史。在數不勝數的例子中，我們這裏隻引述其中的一部著作的前言：“《西方的基礎》是關於西方從古代近東肇始到17世紀中期的世界的一項曆史研究”。
近現代曆史，包括早期和晚期近現代曆史，是由歐洲人製造出來的，按照布羅代爾的說法，正如曆史學家所“知道”的，歐洲人“以歐洲為中心組建了一個世界”。這就是歐洲曆史學家的“知識”，而正是他們“發明”了曆史學，然後又充分利用了它。人們甚至絲毫沒有想到，也許還有另一條相反的道路，也許是世界創造了歐洲。而這正是我們想加以證明的，至少是想在這方麵做一點嚐試。
我們給自己設定了一係列的任務。它們既十分宏大，又極其有限。說它們十分宏大，是因為我們要向眾多被公認為“經典斷’和“現代的”社會理論的基礎——歐洲中心曆史學挑戰。我們在主觀上設定的有限目標甚至更為自負：我們僅限於對1400年一1800年的世界經濟作出另一種提綱挈領的展示，我們希望讀者對此感到滿意。我們大家（不得不）共同生活在一個世界政治經濟體和社會體係裏。現在我們隻是對這個世界政治經濟體和社會體係的結構、功能、運動和轉變提出初步的（但以後會更深入、廣泛的）總體分析和理論。我們希望能夠為此提供一個基礎。
我們的局限性很可能超出了我們的預想，甚至會妨礙我們達到這種有限的目標。但是，即便是對於重新檢視近代早期全球世界經濟及其結構特征，進而考察它們是如何衝擊其部門性和區域性組成部分的這樣一種嚐試來說，這也已經無礙大局了。對於這個世界經濟及其各部分的大部分曆史發展所作的說明會比應該得到的說明要簡短得多。我們與其說是嚐試寫一部這一時期的世界史或經濟史，不知說是嚐試著提供一個關於近代早期經濟史的全球視野。雖然曆史證據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們主要不是用新的證據來挑戰公認的證據，而是要用一種更充分的人類中心的全球範式來對抗公認的歐洲中心範式。
我們的主旨是想證明，為什麼我們需要一種全球視野。我們不僅在世界經濟史方麵需要這種全球視野，而且也是為了我們能夠在全球整體的範圍內給從屬和參與世界經濟的部門、地區、國家以及任何片斷和進程定位，因為它們都不過是這個全球整體的組成部分。具體地說，我們需要一種全球視野，是為了鑒別、理解、說明和解釋——簡言之，理解——“西方的興起”、“資本主義的發展”、“歐洲的霸權”、“大國的興衰”，以及前“大”不列顛、美利堅“合眾國”、前蘇聯、“洛杉磯的第三世界化”、“東亞奇跡’等等諸如此類的過程和事件。這些過程和事件都不是僅僅。甚至主要由於上述任何一個組成部分的“內部”力量的結構或互動而造成的。它們都是統一的世界經濟體係的結構和發展的一部分。
由此得出的一個推論是，歐洲不是靠自身的經濟力量而興起的，當然也不能歸因於歐洲的理性、製度、創業精神、技術、地理——簡言之，種族——的“特殊性”（例外論）。我們將會看到，歐洲的興起也不主要是由於參與和利用了大西洋經濟本身，甚至不主要是由於對美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直接剝削和非洲奴隸貿易。我們將證明，歐洲是如何利用它從美洲獲得的金錢強行分沾了亞洲的生產、市場和貿易的好處——簡言之，從亞洲在世界經濟中的支配地位中謀取好處。歐洲從亞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後暫時站到了亞洲的肩膀上。我們還試圖從世界經濟的角度解釋“西方”是如何達到這一步——因而，為什麼它可能很快會再失去這種地位。
另外一個推論是，近代早期的歐洲在世界經濟中既不比世界其他地區更重要，也不比世界其他地區更先進。即使把它的大西洋外圍地區都考慮在內，也是如此。當時的歐洲絕不是任何世界範圍的經濟體或體係的“中心”或“核心”。布羅代爾（1992）、沃勒斯坦（1974）以及其他人，包括弗蘭克等所謂的以歐洲為“核心’的那種“世界經濟和體係”本身實際上是很次要的，而且在很長時間裏一直是真正的世界經濟整體的一個邊緣部分。我們還將看到，歐洲擁有的加入這個世界經濟的唯一有效的手段是它從美洲獲得的金錢。如果說在1800年以前有些地區在世界經濟中占據支配地位，那麼這些地區都在亞洲。如果說有一個經濟體在世界經濟及其“中心”等級體係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麼這個經濟體就是中國。
但是，在近代早期的世界經濟或體係中尋找所謂的“霸權”，乃是綠水求魚。在1800年以前。歐洲肯定不是世界經濟的中心。無論從經濟分量看，還是從生產、技術和生產力看，或者從人均消費看，或者從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機製的發展看，歐洲在結構上和在功能上都談不上稱霸。16世紀的葡萄牙、17世紀的尼德蘭或18世紀的英國在世界經濟中根本沒有霸權可言。在政治方麵也是如此。上述國家無一例外。在所有這些方麵，亞洲的經濟比歐洲“發達”得多，而且中國的明一清帝國、印度的莫臥爾帝國、甚至波斯的薩菲帝國和土耳其奧斯曼帝國所具有的政治分量乃至軍事分量，比歐洲任何部分和歐洲整體都要大得多。這個看法也涉及到當代和未來的世界發展問題。東亞最近的經濟“發展”引起了周圍世界的極大關注，但也使人們產生了極大的困惑，不知道該如何把所看到的發展情況納入西方的世界圖式。隻要想一想把日本說成是“西方”的一部分，南非在種族隔離時期把日本人稱作“尊貴的白人”等等是多麼荒謬，這個問題也就很清楚了。除了日本之外，人們的注意力尤其轉移到南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這“四小虎”或“四小龍”身上。但是，現在人們的注意力越來越多地集中到東南亞的其他小龍和正在地平線上赫然出現的中國巨龍身上。新聞界甚至認為：
中國正以宏大的氣勢以及微妙的和粗笨的方式使整個亞洲感受到它自18世紀以來所不曾有過的分量。
這條龍已經躁動了，這就改變了亞洲各國政府從有關區域貿易模式到製造業的種種問題的決策這也證明從日本、韓國到東南亞一帶的這一地區的地緣政治發生了變化。1996年3月18日華盛頓《國際先驅論壇報》）
為了更深入地說明這個問題與我們的討論的關係，我們可以引用這家報紙連續兩天的評論。我們在《美國必須學會尊重亞洲人的處事方式》這一標題下看到：
西方人習慣於教訓亞洲人如何行事。這種情況現在快要結束了。亞洲國家正在變得強大起來，足以建立和維護他們的自主機如果還想用西方方式來改造亞洲國家，那是不太可能成功的，而且還會引起亞洲人與西方的再一次衝突。西方人需要承認亞洲人的平等地位，承認他們按自己方式行事的權利並且肯定“亞洲人’價值觀的合理性。
過了一天，同一家報紙在《爭議的焦點是國際體係的性質》的標題下報道說：
與中國的衝突是一切關於國際體係及其政治、金融和貿易機構的性質的爭論。無論有意還是無意，中國在咄咄逼人地推動著形成另外一種對北京的目標更有利的國際體係。這明顯地體現在中國爭取修改世界貿易組織的準入規則的努力中。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希爾·蓋茨認為，這是因為在這個世界裏，隻有中國成功地抵製了“起源於西歐的資本主義的壓力。而且在過去幾個世紀裏頂住了西方帝國主義改造世界的潮流”。還有些人則用“儒教”“沒有國家幹預的市場的魔法”等等來“解釋”這次亞洲的蘇醒。可惜，當代東亞的經驗似乎不能很合適地納入任何公認的西方理論模式或意識形態圖式。相反，東亞發生的情況似乎違背了所有的西方準則——這些準則規定了“應該”如何行事，實際上是要求重複“我們”走過的“西方道路”。太糟糕了！
我們的觀點是，東亞的“興起”是很自然的事情，無須因為它不適合西方的圖式而大驚小怪。我們提出了另外一種不同的圖式，東亞以及亞洲其他地方當前的情況和未來可能發生的情況可以納入這一滴式。這是一個全球經濟發展的圖式。在這個圖式中，直到很近的時期，亞洲，尤其東亞早就占據並維持著支配地位。隻是在不到兩個世紀之前，由於後麵將要探討的原因，亞洲經濟才失去了在世界經濟中的支配地位，而這種地位逐漸被西方所占據——顯然隻是暫時的。
西方人對於“西方的興起”的解釋受到了一個犯了“張冠李戴”錯誤的實例的打擊。情況看來應該逐漸明朗了：那種“發展”與其說是“西方的”現象，不如說是世界經濟的現象。世界體係的“領導權”——而不是“霸權’——暫時地“集中”在一個（或少數）部門和地區，但是會再次轉移到另一個或另一些部門和地區。19世紀發生過這種情況，現在看來，21世紀初還會發生這種情況，世界經濟的“中心”似乎正在轉回到“東方”。
這個觀點在別的地方也出現過，但是其表述卻值得商榷。腳將完成的圓圈：環太平洋地區的經濟史》這部著作是從描述一千年前來代中國的經濟成長入手的。但是，在該書看來，明清時代的中國以及日本基本上是封閉和停滯的，於是太平洋地區首先是變成一個“西班牙的內湖”，然後又臣服於“英國的綏靖”和“美國世紀”；隻是經過了所謂的五百年或七百年的中斷期和西方入侵的重大幹預之後，環太平洋地區及其東海岸才再次興起。另外，在菲利普·費爾南德斯一阿爾梅斯托（FelipeFernandez－Armesto）1995年發表的研究近一千年世界史的著作中，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裏，西方對亞洲的入侵始終是表麵的和邊緣性的，西方的優勢被說成是短暫的和行將消失的。但是，在他看來，中國和亞洲其他部分目前和未來可能上升到世界支配地位的這一趨勢，不過是近一千年前宋代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優勢的複興。我們的觀點則恰恰相反。我們認為，這種支配優勢的隱沒持續了不到兩個世紀。另外，我們試圖證明，這些轉移也是全球“發展”的一個長周期過程中的組成部分。在這裏導論——也是結論——將闡釋這些曆史認識對於社會理論的意義。
全球視野與歐洲中心論
在迄今為止的一段時間裏，“西方”是把世界其他地區的大部分都歸到“東方學”的名下來認識的。“西方”（West）和“其他地區’（Rest）的對偶概念出自亨廷頓（1993，1994）。西方世界到處都有“東方”研究及其機構。巴勒斯坦裔美國學者愛德華·賽義德在1978年發表的著作《東方學衝對這種西方意識形態的表現做了鞭辟入裏的出色分析。他指出，西方為了顯示自稱的獨特性而竭力與世界其他地區劃清界限。他揭示了東方學在這種運作中所起的作用。薩米爾·阿明在1989年發表的《歐洲中心論》中也揭露了這種運作。馬丁·伯納爾在《黑色的雅典娜》（1987年）一書中指出，作為19世紀歐洲殖民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歐洲人發明了一個所謂起源於“民主”的希臘的純粹歐洲傳統的曆史神話，其實希臘也實行奴隸製和性別歧視。但是，伯納爾的觀點卻被人用於論證非洲中心論（Asante1987），這顯然是與伯納爾本人的宗旨背道而馳的。實際上，雅典文化更多地來源於小亞細亞、波斯、中亞以及亞洲其他地區，而不是埃及和努比亞。我們可以調和一下說，這些來源過去和現在都主要是“非一亞”文化。但是，歐洲的“根源”當然絕不局限於希臘和羅馬（也不局限於在它們之前的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歐洲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的整個非洲一歐亞。另外，正如我們將要證明的，在19世紀發明和傳播“歐洲中心觀念”以前的近代早期，歐洲依然依賴於亞洲。
這種歐洲中心觀念包含著若幹支脈。有些支脈特別受惠於卡爾·馬克思和沃納·桑巴特這樣的政治經濟學家，另外有些支脈則受惠於埃米爾·塗爾幹、喬治·齊美爾和馬克斯·韋伯這樣的社會學家。韋伯則是最精心致力於歐洲中心論的集大成者。所有的證據都被用於解釋“歐洲的奇跡”——這正是埃裏克·瓊斯的著作標題（1981）。但是，瓊斯的著作不過是冰山露出的一角。從馬克思和韋伯到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和阿諾德·湯因比，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尤其是美國的全部西方社會科學和曆史學，幾乎都捍衛所謂的西方特殊論。
這種歐洲中心“理論”主要被應用於和濫用於伊斯蘭世界，但是也同樣不分青紅皂白地運用到“東方”各個地區：
這種綜合病症是由幾個基本論點構成的：（1)社會發展起因於社會內在的特點；（2）社會的曆史發展或者是進化過程，或者是逐漸的衰落。東方學的學者根據這些論點建立了西方社會的二元理想形態，認為西方社會的本質是在動態進程中展開，向民主的工業製度前進。
但是，正如伊斯蘭文化研究者和世界史專家馬歇爾·霍奇森所說：
我們所看到的情況是，一旦人們對其他社會的了解也像對西方的了解那樣充分，所有挖掘西方世界前現代時期的新萌芽特征的努力都會在嚴密的曆史分析下破產。這也同樣適用於馬克斯·韋伯這位大師。因為他試圖證明，西方在傳統上具有一種合理性與能動性的獨特結合。
霍奇森（1993）和布勞特把這種學術嘲諷地稱作“井底曆史”，是坐並觀天，隻看到“獨特的”歐洲的內部原因和後果，而看不到歐洲之外的世界對現代歐洲和世界曆史的貢獻。但是，正如布勞特指出的，在1492年或1500年那個時候，歐洲對於亞洲和非洲毫無優勢可言，各地根本沒有什麼各不相同的“生產方式”。在1500年以及更晚一些時候，根本談不到三個多世紀後歐洲或其“資本主義”的勝利。在霍奇森看來，16一17世紀經濟、科學和理性的“技術主義”的發展，是以後的重大“擅變”的基礎，但是他認為，這種發展是建立在世界範圍的基礎上，而不僅僅是歐洲自己的事情，甚至不是歐洲特有的情況。
在19世紀歐洲中心論的曆史學和社會理論興起之前，至少歐洲人和阿拉伯人曾有一種更廣闊的全球視野。例如，突尼斯政治家和曆史學家伊本·赫勒敦就將過去以及當時的“各國財富”作了估量和比較：
我們可以用東部地區，如埃及、敘利亞、印度和中國，以及地中海以北整個地區作為例子。當它們的文明發展時，它們居民的財富就增加，它們的王朝就變得強大。它們的城鎮和居民點也越來越多，它們的商業和設施也得到改善。與此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到馬格裏布的穆斯林社會來的基督教國家的商人的情況。他們的興旺和富有簡直無法用筆墨描述出來。我們見到的和聽到的來自東方的商人也是如此。來自非阿拉伯人的伊拉克、印度和中國等國的遠東商人更是如此。我們不斷聽到旅遊者講述有關他們的財富和繁榮的驚人故事。人們通常對這些故事將信將疑。
甚至到了18世紀，法國最博學的中國事務專欄作家杜哈爾德（DuHalde）神甫（他從未離開過巴黎，而是利用耶穌會和其他人的遊記與翻譯作品作為資料）還這樣寫道：（在中國）各省的富饒特產以及通過河流與大運河運送商品的能力，使得帝國總是保持繁榮昌盛。中國境內展開的貿易活動規模如此盛大，整個歐洲都望塵莫及。在評價杜哈爾德的著作時，西奧多·福斯（TheodoreFoss1986：91）認為，當時西方懷著實用的目的，不僅翻譯和研究中國的哲學著作，而且翻譯和研究中國的技術資料和其他實用資料。實際上，唐納德·拉克（DonaldLach）和埃德溫·範克利（EdwinvanKley）就以（亞洲在歐洲形成中的作脫為書名，撰寫多卷本著作（自1965年以來已出版了7卷，還將繼續出版若幹卷）。有關這部巨著的總體情況，可參見田森（M．N．Person）的評論（1996）或者拉克和範克利書中所附“總體構圖”。他們注意到，例如，“16世紀的歐洲人把日本和中國看作是未來的最大指望”；到17世紀末，“在有文化的歐洲人中幾乎沒有人完全不被（亞洲的形象）所觸動，因此，如果在當時歐洲的文學、藝術、學術和文化中看不到這種影響，那就確實太奇怪了。”拉克和範克利舉出史實來證明這一點：在這兩個世紀裏，歐洲傳教士、商人、遠洋船長、醫生、水手、士兵以及其他旅遊者用歐洲各種主要語言撰寫、翻印和翻譯了數以百計的有關亞洲的書籍。其中至少有25部關於南亞的重要著作，15部關於東南亞的重要著作，20部關於亞洲群島的重要著作，60部關於東亞的重要著作，其他短篇的著述就數不勝數了。印度帝國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但是中國則始終是最令人歎為觀止的，被歐洲人當作最高的榜樣。亞洲哲學受到推崇，但是藝術和科學較為遜色；醫學、手工藝和工業以及這些方麵的專家都受到高度的尊重，還往往被人們所效仿。
17世紀的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提供了一個富於啟示的曆史例證。他曾經被德意誌西部的一個君主挽留。這個君主擔心鄰近的路易十四入侵。於是，萊布尼茲給路易十四寫信，提出一個建議：對於法國來說，與其超過萊茵河來實現政治抱負，不如轉向東南，向奧斯曼帝國挑戰，這樣在政治上更劃算：
事實上，所有精美的東西都來自東印度群島。有識之士已經指出，世界任何地方的商業繁榮都比不上中國。
直到拿破侖時代為止，法國沒有采納這個建議。拿破侖在入侵德意誌時也費力尋找萊布尼茲這封信的一個抄本，可能並非偶然。正如拉克和賽義德等人指出的，歐洲對亞洲的這種仰望在到19世紀歐洲開始工業化和推行殖民主義之後才發生變化。歐洲的工業化和殖民主義活動深刻地改變了歐洲人的觀念和態度，包括他們的曆史學和社會科學。甚至直到今天，保羅·拜羅克（PaulBairoch）也承認，在近代早期，亞洲許多地方的經濟和文化比歐洲有更大的發展。這個聲明是極其重要的，因為與帕特裏克·奧布賴恩一樣，拜羅克（1974）也是沃勒斯坦／弗蘭克命題的主要公開辯論者之一。這個命題認為，歐洲與世界其他地方的關係對歐洲本身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雖然，否定的觀點至今不絕，但是，與奧布賴恩一樣，拜羅克仍然承認那種‘富足和權勢。實際上，我們可以認為，在16世紀之初前後，亞洲的主要文明地區所達到的技術和經濟發展水平高於歐洲”。
拜羅克還具體指出了中國、印度、日本、朝鮮、緬甸、柬埔寨、老撾、泰國、越南、印度尼西亞和奧斯曼帝國的優勢所在她認為，擁有70萬人口的伊斯坦布爾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口稍少一點的北京是第二大城市。他還指出，北非穆斯林地區的城市化程度比歐洲還高；1500年前後，巴黎有125萬人口，而開羅則擁有45萬人口，菲斯（摩洛哥城市）原有的25萬人口已經逐漸減少。另外，印度的卡利卡特擁有50萬人口。甚至緬甸的教固和柬埔寨的吳哥原先分別擁有的18萬人口和15萬人口已經在減少。有意思的是，拜羅克依然斷定：“歐洲在16世紀就開始支配其他大陸了。”當然，這不過是自19世紀中期起由馬克思等人所表達的歐洲人的信條。這種世界觀至今依然流行於世。《生活》雜誌為了在1977年9月號上宣布一千年來最重要的100個人物和事件，雇傭了20多個編輯，廣泛征求專家的意見，並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展開激烈的討論，最後得出的結論是：
西方人在推動和震撼全球的活動中起了一種不合比例的作用。在100人中，除了豆7人朱其餘都是歐洲血統；隻有10人是婦女。這並不是出於《生活》雜誌編輯和專家顧問的偏見，而是反映了過去一千年的社會政治現實。
亞當斯密、馬克思和韋伯
因此，毫不奇怪，在我們特別關注的歐洲思想家中，亞當·斯密和卡爾·馬克思也極其重視這個問題。但是，他們是從各自的時代、各自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的。對於近代早期曆史以及亞洲在其中的位置，斯密和馬克思既有一致之處，也有不同之處。斯密於1776年在《國富論》中寫道：
美洲的發現以及經由好望角抵達東印度的通路的發現，是人類曆史記載上最偉大的兩個事件。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供產黨宣言件繼承了這種說法：
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辟了新天地。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以交換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
但是，斯密是在歐洲工業革命之前寫的《國富論》，是對20多年前哲學家體漠的著作的呼應。斯密是（西方）最後一位承認歐洲在各國財富發展過程中是一個姍姍來遲者的社會理論家。他於1776年寫道：“中國比歐洲任何地方都富有。”斯密並沒有預見到這種對比會有什麼變化，也沒有意識到在他寫作時後來所謂的“工業革命”正在開始。另外，正如裏格利指出的，更晚一兩代的馬爾薩斯和李嘉圖，甚至19世紀中期的約翰·穆勒，依然對斯密的說法深信不疑。
但是，斯密也沒有把“曆史上最偉大的事件”看作是歐洲給人類的禮物——不論是文明的禮物，還是資本主義的禮物，或是其他什麼的禮物。相反，他警告說：
對於東印度和西印度兩處的土人來說，由這些事件本來能產生的商業利益都淹沒在它們帶來的不幸災難中。這些偉大事件究竟能給人類帶來什麼好處，什麼災難，這不是人的智慧所能預見的。
然而，到19世紀中期，歐洲人對亞洲，尤其對中國的看法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雷蒙德·道森在《中國變色龍：歐洲人的中華文明觀分析》這一標題醒目的著作中梳理和分析了這種變化。歐洲人過去把中國當作“榜樣和模式”，後來則稱中國人為“始終停滯的民族”。為什麼會突然發生這種變化？工業革命的來臨以及歐洲開始在亞洲推行殖民主義的活動，促成了歐洲思想的轉變，結果，即使沒有“虛構”全部曆史，也至少發明了一種以歐洲為首和在歐洲保護下的虛假的普遍主義。到19世紀後半期，不僅世界曆史被全盤改寫，而且“普遍性的”社會“科學”也誕生了。這種社會“科學”不僅成為一種歐式學問，而且成為一種歐洲中心論的虛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