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不難看出，這次質疑的問題其實已經迎刃而解了——資本邏輯雖然給西方發達社會帶來了難以估量的物質財富和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使得大多數社會成員都過上了比較富裕的生活，但是這種通過功能效果的展示來解釋資本邏輯存在理由的思維模式實際上就是一種作為“利與弊”判斷標準的justification，它不能取代判斷“對與錯”的legitimacy。那麼，作為對於“資本邏輯對於沒有生產資料的勞動者進行雇傭”這一行為事件進行legitimacy判斷所依據的發生機製是什麼呢？沒錯！這就是上文所論證出的結論——在以交換價值為核心的生產資料私有製所製造的經濟挾持之下，勞動者不再是“人”，而是被迫淪為資本邏輯的盈利工具。所以，資本雇傭勞動製度這種“人被迫淪為工具”的發生機製與上文社會實例中的“酒駕違章”、“強買強賣”、“屠殺平民”、“家庭暴力”、“殖民掠奪”這些行為事件的發生機製一樣，都嚴重踐踏了“人”的尊嚴，違背了人類社會基本的倫理準則。這樣一來，正是因為作為發達資本主義社會製度基礎的資本雇傭勞動製度在“人被迫淪為工具”這一發生機製上違背了倫理準則，所以無論資本雇傭勞動製度在功能上給整個世界帶來了多麼大的利益，作為西方發達社會的製度基礎，以交換價值為核心的資本邏輯對於勞動者的雇傭製度都是錯誤的，沒有合法性！畢竟，利益歸利益，錯誤歸錯誤，“合法性（legitimacy）”是無法被“正當化（justification）”所替代的！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馬克思以及很多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都從legitimacy的視角上判斷出了西方社會的資本雇傭勞動製度是一種非法性製度，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因此得出了一種鼓吹烏托邦式社會革命的結論。即世界上的所有勞動者都應該馬上行動起來，推翻一切資本邏輯的壓迫，徹底消滅將勞動力當作商品進行出售的市場經濟製度，將所有資本家所私有的生產資料都毫無保留的徹底實現公有化。因為，legitimacy也同樣無法否定justification的地位，雖然資本雇傭勞動製度並不具有合法性，但就目前人類擁有的社會生產力來看，我們還不具備這樣一種曆史條件——這種曆史條件既能催生一種“在發生機製上不違背人類社會的生命倫理準則，從而讓‘人被迫淪為工具’這種踐踏人類尊嚴的悲劇徹底消失的”全新生產製度作為我們在社會生活中所享有各種自由權利的製度基礎，又能夠在其功能上發揮提升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重要作用。換句話說，就當下而言，對於那種全麵超越了資本雇傭勞動製度，從而實現legitimacy和justification二者相得益彰的全新生產製度來說，人類社會還不完全具備建立它的曆史條件。所以馬克思才會反複告誡人們：“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生產力的這種發展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隻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全部陳腐汙濁的東西又要死灰複燃。”
從二十世紀人類曆史進程的真實軌跡來看，馬克思的忠告體現出了他的高瞻遠矚和未雨綢繆：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前蘇聯以及作為其“衛星國”的前東歐國家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所出現的一係列嚴重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隻注重legitimacy而忽視了justification，以至於不顧生產力的發展現狀這一曆史條件的限製而盲目消滅一切資本雇傭勞動製度，從而使得國家的發展建設變成了一項偏離現有物質條件的浪漫主義社會實驗。
正是由於徹底消滅資本雇傭勞動製度的曆史條件尚未具備，所以中國才隻能繼續推動市場經濟體製改革的不斷深化與完善，從而盡可能的發揮市場經濟在推動物質生產力的發展這一功能效果上的優勢，讓更多的普通勞動者從中受益。當然，發展物質生產力隻是手段，而絕非目的本身！最終目的仍然是將來有朝一日，人們通過運用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這一逐漸形成的曆史條件來徹底消滅資本雇傭勞動製度，從而將勞動者那種作為“人”的尊嚴從資本邏輯的牢籠之中徹底解放出來。因為切勿忘記：無論社會生產力這一曆史條件的形成過程有多漫長；也無論從justification的角度來看，西方發達社會的資本雇傭製度會在未來的功能效果上增添多少新鮮的因素。但有一點卻始終不會改變：這就是資本雇傭勞動製度在“人被迫淪為工具”這一發生機製上嚴重踐踏了人類尊嚴！這種對於倫理準則的完全違背正是被legitimacy所判定的“原罪”！除非資本雇傭勞動製度本身被徹底消滅，否則的話，任何阻力也好，任何改良也罷，都無法洗清這種作為製度基礎的“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