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已經被自己日常的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所徹底“洗腦”的廣大選民來說，他們怎麼可能唯獨在政治生活領域中不以自己習以為常的那種毫無自由個性可言的功利價值尺度、消費主義心理以及工具理性作為選擇的標準來參與投票，而是完全以價值理性和非功利價值尺度的標準去選擇一種有助於自己徹底超越當前這種異化生存形態的政治選項呢？如果這樣一種選民真的大量存在的話，那麼戒毒所也就根本不需要各國政府每年都投入如此龐大的人力和物力支持了，因為大多數吸毒者僅憑借自己意誌上的“自由選擇”就能夠輕易擺脫毒癮所帶來的肮髒欲望和幾乎等同於“慢性自殺”的生活方式。於是，無論西方廣大選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參與程度有多高，也不管是哪個黨派在投票選舉中獲勝，最終結果往往隻有一個——繼續維持資本邏輯主導下的經濟生活和現代性支配下的文化生活。換言之，除了“我”的經濟收入比以前多了一些或者少了一些，福利保障製度比原來加強了一些或者削弱了一些，治安環境比原來好了一些或差了一些等“身外之物”有所浮動以外，“我”自己的生存形態和生命視域與“我”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都基本上都不會隨著不同的選舉結果而發生任何實質上的改變，“我”還得繼續默默的“享受著”勞動過程的異化、交往活動的異化和感覺與需要上的異化對於“我”自由個性的閹割，還得繼續無言地品味著現代性所帶給我的一係列文化病症。於是，西方民主政治成了一種能夠使得“現代性”始終停留在現存狀態的“時間靜止術”！
正如美國當代政治哲學學者巴伯所揭示的那樣：長久以來，一直被那些所謂的“自由主義者”所津津樂道的美式民主，實際上隻是一種完全受困於現代性的“弱勢民主”——“它最多是一種靜態的利益政治，而從來不是一種變革的政治；它是一種討價還價的和交易的政治，從來不是一種具有發明和創建的政治；它是一種設想人們處於最壞狀態（以防止他們遭他們自己傷害）的政治，而不是設想人們可能處於最佳狀態（以幫助他們變得比現在更好）的政治”。
然而，更為可怕的是，就是這樣一種被資本邏輯的鎖鏈緊緊地綁縛到了現代性的恥辱柱上而難以有所作為的“弱勢民主”，卻被某些西方國家政府當作了一麵對“幹涉他國內政，顛覆別國主權，蹂躪無辜平民”這些非正義行徑進行遮掩甚至美化的偽善旗幟！對此，哲學與數學雙料博士，美國洛約拉大學的經濟學學者施韋卡特教授在他的《超越資本主義》這本著作中，以直麵真相的坦誠靈魂，列舉出了一係列血淋淋的曆史事實：
“讓我們假設美國一直都在真正的執行著民主製度！那麼——
“那就不會在1918年派兵去俄國反對那場革命。
“那就不會如此親善地對待墨索裏尼在意大利的獨裁，也不會這樣樂意支持對希特勒的‘經濟綏靖’政策。
“那就不會承認在20世紀30年代上台的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獨裁專製統治（在薩爾瓦多的赫爾南德斯·馬丁內斯，在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在危地馬拉的烏比柯，在洪都拉斯的卡裏亞斯，在多米尼加共和國的特魯吉羅，在古巴的巴蒂斯塔）。
“那就可能會援助西班牙共和黨反對佛朗哥反民主的起義。
“那就不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向法國提供重新控製印度支那的努力。
“那就不會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朝鮮分裂，或者在韓國扶植殘忍的右翼獨裁（因此有可能避免朝鮮戰爭）。
“那就不會操縱推翻了伊朗政府並在1953年扶植伊朗國王上台。
“那就不會有1954年在危地馬拉所奏出的民主毀滅之曲，也不可能鼓勵軍事統治在整個中美洲到處流行。
“那就應該認識到越南、老撾、緬甸人民選擇自己未來的權利，並因此避免那據稱以五萬美國人的生命和四百萬印度支那人的生命為代價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