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前的文字改革
漢語拚音運動
（一）漢語拚音的曆史淵源
1.中國曆史上早期的漢字注音。
漢字不是拚音文字。古代人們為了學習漢字，曾創造了直音、反切等方法給漢字注音。
直音法盛行於漢代，是指用一個比較容易認識的字來標注跟它同音的字的方法，如“蠱，音古”、“畢，音必”、“畔，音叛”。這種方法簡單明了，直到現在，人們還常常利用它。但直音法有較大的局限性：有的字找不到同音字，則此法不能用；有的字雖然有同音字，但都比較生僻，注了等於沒有注。例如，“蹭（c¨ng）、糗（qiǔ）”等就沒有同音字，無法用直音法注音；“然”的同音字隻有“燃、蚺、髯”三個字，它們都比“然”字生僻，用其中的任何一個為“然”字注音，都難以幫助認讀。後來創造了反切法，彌補了直音法的不足。
反切法流行於東漢末年，盛行於唐宋各代，是指用兩個字來注另一個字的音的注音方法。反切上字與所切字的聲母相同，反切下字與所切字的韻母和聲調相同，如“紅，胡籠切”，即取“胡”字的聲母“h”，取“籠”字的韻母和聲調“¨ng”，拚成“紅”字的音“h¨ng”。反切法的發明，是我國漢字注音方法的一大進步。從東漢末年到一九一八年注音字母公布之前，反切法一直被作為漢字注音的主要方法普遍使用。
然而反切法也有它的局限性。反切法是用聲韻相拚的方法為漢字注音，但是卻沒有一套表示聲韻的注音符號，而是用兩個漢字來構成另一個字的音，上字隻取其聲，下字隻取其韻，這樣上字的韻和下字的聲便屬多餘，有時聲韻相拚還會受到幹擾，使拚音不準。而且反切用字多而雜，有些又是生僻字，因此就削弱了反切的效能。
總之，中國曆史上的直音、反切注音法，都是以整個漢字的音節來注音的，沒有突破漢字形體的限製，局限性很大。
2.外國人擬製的漢語拚音。
（1）明朝末年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漢語拚音方案。
中國曆史上的漢字注音，除了中國人自己創造的直音、反切法外，還有西洋人擬製的漢語拚音方案。隨著中國和西方國家交往的發展，西洋人為了學習漢語漢字，在中國傳教，音譯中國的人名、地名和事物名稱，曾製定過多種拉丁字母式的漢語拚音方案。
第一個創製用拉丁字母拚寫漢字讀音的方案的西洋人是意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他是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一五八三年來到中國，一六○五年（明朝萬曆三十三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跡》一書。內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四篇文章。羅常培根據文章的漢字與拉丁文對照的譯文，整理出一個包括26個聲母和44個韻母的漢語拚音方案。
一六二六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一六一○年來華），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資》。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彙。他的拚音方案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修改成的，人稱“利、金方案”。
“利、金方案”的出現對當時中國的音韻學者有很大的啟發。明末學者方以智開始思考中國的拚音文字問題：“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字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前清學者楊選杞看了《西儒耳目資》大受啟發：“予閱未終卷，頓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為一定之法。”“利、金方案”促進了中國傳統的音韻學研究方法的革新，為反切法開辟了一條“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簡易途徑。這兩個方案是最早的漢語拚音方案，是以“官話讀書音”為標準寫的，適合於拚寫北京音。它“引起了漢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拚音的感想，逐漸演進，形成二百年後製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拚音字母的潮流”。
（2）鴉片戰爭後的教會羅馬字和西洋人的漢語譯音。
“利、金方案”產生後的二百年間，由於清朝政府奉行閉關自守政策，外國人的漢語拚音也因此沉寂。
鴉片戰爭後，“海禁大開”，西洋傳教士和商人紛紛湧入中國，於是西洋人的教會羅馬字和漢語譯音也迅速發展起來。
A.方言教會羅馬字。
最早到中國來的基督教傳教士是英國人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一七八二至一八三四年），他於一八○七年到廣州傳教。一八一五至一八二三年出版了一部中英對照的《中文字典》，用他自己設計的官話拚音方案拚寫漢語。他在字典中還附錄一種廣州方言的拉丁字母音節表。這是方言教會羅馬字的萌芽。
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傳教以東南沿海各通商口岸為傳教中心。這些通商口岸（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等）都是東南各方言地區的代表城市，這樣就促使了各種方言羅馬字的產生。傳播得較早較廣的是廈門的“話音字”，大約開始於一八五○年，據說僅僅在一九二一年就印售讀物五萬冊，直到新中國成立後，估計住在本地和旅居海外的還有十萬人左右應用這種方言羅馬字。
教會羅馬字對中國漢字改革運動有較大的影響，起到了宣傳漢字可以走拉丁化拚音方向的作用，並在拉丁字母拚寫漢語的技術上提供了有價值的經驗。
B.威妥瑪式和郵政式。
威妥瑪（又譯偉德，Thomas F.Wade）是英國駐中國使館的中文秘書，一八六七年，出版一部京音官話課本《語言自邇集》。起初是作為使館人員學習漢語的注音工具，後來由於他的方案接近英文，擴大了用途，成為音譯中國地名、人名和事物名稱的通用標準，不但外國人用它，中國對外出版物上的漢語譯音也用它。直到一九七七年聯合國第三屆地名標準化會議通過了采用《漢語拚音方案》作為中國地名羅馬字拚法的國際標準時，威妥瑪式才停止使用。
西洋人漢語譯音方案中，還有一個被稱為郵政式的方案。清光緒年間，中國開始辦理郵政和電報，實權都掌握在英國人手中，他們把英文裏的中國地名譯音作為郵政和電報的書寫標準。這些郵電地名，除個別方言拚音（如“廈門”寫成Amoy）和習慣寫法（如“廣州”寫成Canton）以外，一般都是官話拚音。郵政式跟威妥瑪式相近。
C.方言際辣體漢字。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法國和加拿大的兩位天主教傳教士合作製定了“辣體漢字”方案。這是根據漢字古代讀音《廣韻》設計的拉丁字母漢語注音方案。它試圖利用古代漢語的聲韻比現代漢語多得多的條件，使一個方案在不改變字母的情況下可以讀各地方言的方音，以此解決方言的分歧問題，成為一種“方言際”的漢字拚寫方案；同時，它又試圖對同音漢字采用不同的拚音法式，解決拚音文字中的同音詞問題。設想似乎周到，可是拚寫法和讀音法很複雜，實用價值不大。方言際辣體漢字方案的嚐試是失敗的。
（二）清朝末年的切音字運動
1.切音字運動概況。
切音字運動是指一八九二至一九一一年的拚音字母運動。這正是中日甲午戰爭和變法維新運動的時期。當時，中國麵臨著被世界列強瓜分的嚴重危機。在這國事動蕩、人心思變的年代，愛國知識分子憂國憂民，力主變法圖強。於是，維新運動就成為群眾性的愛國主義運動。一些愛國的知識分子考慮到要救國圖強就要普及教育、培養人才，就要克服繁難的漢字所造成的障礙。這樣，切音字運動就在改良主義思潮的影響下逐漸形成了。
一八九一年宋恕在《六齋卑議》中首先提出“須造切音文字”的主張。一八九二年盧戇章發表“中國切音新字”廈腔讀本《一目了然初階》，宣布了切音字運動的揭幕。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運動的領袖人物發表過讚成推行拚音文字的意見。康有為在他的著作中提出“凡文字之先必繁，其變也必簡”的觀點和“以字母取音，以簡易之新文”來書寫“中國名物”的設想，並親自擬製過拚音方案。梁啟超為沈學的《盛世元音》寫序，介紹切音字運動，讚成創製拚音文字，主張漢字和切音字並存。譚嗣同也在他的《仁學》中積極提倡拚音文字，提出“盡改象形為諧聲”（即拚音）的主張。
據倪海曙《清末漢語拚音運動編年史》所載，一八九二年到一九一○年，全國各地提出的切音字個人方案有28種。從字母形式看，有以下幾種類型：漢字筆畫式14種，速記符號式5種，拉丁字母式5種，數碼式2種，自造符號式1種，還有一個康有為的方案（未見原稿）；從音節的拚音方式看，有17個是聲韻雙拚製，4個音素製，1個三拚製，6個拚法不詳；從拚寫的語音看，有10個是拚寫官話音的，9個是拚寫方言的，9個拚音不詳。從總體上看，切音字運動的主流是拚寫官話音的雙拚製漢字筆畫式字母方案。
2.切音字運動中的主要人物及其方案。
（1）切音字運動的揭幕人盧戇章和他的切音字方案。
盧戇章（一八五四——一九二八年），字雪樵，福建同安縣古莊鄉人。他21歲到新加坡半工半讀，專攻英語。25歲回廈門教中國人學英語，教外國人學廈門話。他對流行於廈門的教會羅馬字接觸很多，教會羅馬字啟發了他創製拚音文字的思想。從28歲開始，他“屏棄外務，朝夕於斯，晝夜於斯”。經過十年努力，終於在一八九二年寫成了第一個中國人自己創製的字母式的拚音文字方案《一目了然初階》（中國切音新字廈腔）。並手抄全文，自費刻印出版。
盧戇章認為：“竊謂國之富強，基於格致；格致之興，基於男婦老幼皆好學識理；其所以能好學識理，基於切音為字。”切音為字，就可以做到“字話一律”，“字畫簡易”。從而，人們可以“省費十餘載之光陰，將此光陰專攻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何患國不富強也哉”。他把推行切音字看作是國家“振興之本”，這種觀點雖有片麵性，然而，這也反映了他畢生致力於切音字的研究與推廣完全是出於愛國思想的指導。
盧戇章認為：“中國字或者是當今普天下之字之至難者。”但他並不主張廢除漢字，而是主張“切音字與漢字並列”，通過切音字“可無師自識漢文”。他的這種“切音字與漢字並行”的觀點是切音字運動的一個普遍觀點。
盧戇章的方案采用的字母是拉丁字母的變體，他取拉丁字母“l、c、”三種筆畫，加以變化，編製出一套55個字母的拚寫方言（廈門、漳州、泉州等）的切音字方案。他的方案雖然是拚寫方言的，但他主張語文統一，“以一腔為主腦”。認為：“以南京話為通行之正字，為各省之正音，則十九省語言既從一律，文話皆相通；而中國之大，猶如一家，非如向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對麵無言也。”
一八九三年，盧戇章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階》的節本《新字初階》，滿腔熱情地向群眾推廣，“有從而問字者，不惜焦唇敝舌以誘之”。
一八九八年，光緒皇帝實行變法維新，宣布“廣開言路”，“獎勵新著作，新發明”等。京官林輅存呈《上都察院書》，推薦盧戇章等的切音字方案。呈文得到各堂官會銜代奏。但是新政很快失敗，“百日維新”結束，奏請用切音字的事也就無下文了。
維新運動失敗後，盧戇章應日本的台灣總督兒玉邀請，去台灣主持總督府學務科。在台灣三年，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影響，放棄了變體拉丁字母的方案，設計了漢字筆畫式的方案《中國切音字母》。這個方案有聲母25個，韻母102個，主要用來拚寫北京音，也可以拚寫泉州、漳州、廈門、福州等方言。
一九○五年，盧戇章到北京，向清朝政府學部呈繳《中國切音字母》。被駁回後回廈門，在民間推行他的方案。途經上海時，把《中國切音字母》修改、補充，改名為《北京切音教科書》。此外，還出版了包括北京、福州、泉州、漳州、廈門、廣東等六種切音字方案《中國字母北京切音合訂》。
一九一三年，盧戇章代表福建省參加在北京召開的“讀音統一會”，對會議通過的注音字母采用三拚製持不同意見，回廈門繼續推行他的方案。
一九一五年，他出版了第三個漢語拚音方案《中國新字》，也是漢字筆畫式的。
一九二○年，他應陳炯明的聘請，到漳州去教注音字母。這時，他不再反對注音字母，還設計了一套用於拚寫廈門、漳州、泉州方言用的注音字母。
盧戇章是漢字改革運動的揭幕人，在漢字改革的理論和實踐方麵都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2）切音字運動的主將王照和他的《官話合聲字母》。
王照（一八五九——一九三三年），字小航，號蘆中窮士，又號水東，河北寧河縣人，一八六七年中秀才，一八九一年中舉人，一八九四年中進士，入翰林院供職。他是個愛國知識分子，讚成變法維新。變法維新失敗後，王照作為“戊戌黨人”被通緝追捕，逃亡日本避難兩年。
在日本期間，王照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啟發，製定了一個假名式漢語拚音方案。一九○○年，他秘密回國，潛居天津。這年冬天，他用“蘆中窮士”的筆名發表了雙拚製假名式方案《官話合聲字母》。
王照創製官話字母的目的是想通過文字改革，普及教育，喚起民眾，救國圖強。他認為“歐美各國，教育大盛，政藝日興，以及日本號令之一，改變之速，固各有由，而初等教育言文為一，容易普及，實至要之原”。然而，由於漢字繁難，“吾國通曉文義之人，百中無一”。因此他決心創製容易學習的拚音文字，立誌從事普及教育工作。他的《官話合聲字母》，就是“純為多數愚稚便利之計”，“全是為不識字的人興出來的”。
《官話合聲字母》是最早的漢字筆畫式方案。這個方案，初稿有49個字母（聲母），15個喉音（韻母）；後來改為50個字母（聲母），12個喉音（韻母）。王照把漢語語音的i、u、¨三個介母，合在聲母當中，這是為了便於雙拚。
王照在《官話合聲字母》一書的“新增例言”中，表達了他對切音字的幾點設想：
第一，采用官話。“語言必歸劃一，宜取官話。因為北至黑龍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揚子江，東溥於海，縱橫數千裏，百餘兆人，皆解京話。……京話推廣最便，故曰官話。官者公也，公用之話，宜擇其占幅員人數多者。”
第二，拚寫白話。他聲明：“此字母專拚白話”。“專拚北人俗話，肖之即不誤矣。……若以拚文話則讀音有混淆誤解之弊，是必不可”。明確地提出拚音文字隻適用於拚寫白話，不適用於拚寫文言的觀點。
第三，拚音方案可以“士民共用”。他說，“此字母雖為貧人及婦女不能讀書者而設”，“然若讀書人習之以備教人，且與下等人通書信亦甚便也”。
第四，漢文和官話字母互為補充。“漢文及俗話互有長短，不特吾國舊書終古不廢，以後翻譯西書用漢文俗話並行，互為補助，為益更多”。他認為拚音文字並不排斥漢文，更不能代替漢文，主張“勿因有捷法而輕視漢文”，而應並行並用，互為補充。
王照的方案是中國最早的漢字筆畫式的官話音拚音方案。在切音字運動中，他的官話字母推行得最有成績。據說是“各地私相傳習，一人旬日而通，一家兼旬而遍，用以讀書閱報，抒寫議論，莫不歡欣鼓舞，頂禮禱祝”。
《官話合聲字母》的推行，得到社會上一些知名人士的支持，在天津名流、翰林院編修嚴修的保護下，於一九○○年正式出版；第二年，又在東京出版，在中國留日學生及家屬中傳授。
一九○二年，吳汝綸訪問日本回國後，即大力提倡推行官話字母。他親自派人去天津學習，然後在安徽推廣。
一九○三年，王照以“奉旨嚴拿”的政治犯身份，冒險在北京設立“官話字母義塾”，由他的學生王璞當教員，他在屏風後麵傾聽。同年，管學大臣張百熙等奏定“學堂章程”，把“官話”列入師範和高等小學的課程。與此同時，直隸大學堂學生何鳳華等六人，聯名上書袁世凱，要求“奏明頒行官話字母，設普通國語科，以開民智而救大局”。袁世凱為發展其勢力，也讚成官話字母，批示“可以酌情試辦”。並於一九○四年，命保定蒙養學堂、半日學堂、駐保定各軍營試教官話字母。
一九○四年，王照為了能以公開身份推廣官話字母，決定自首入獄。三個月後被釋放，去保定辦“拚音官話書報社”，並在保定出版《對兵說話》官話字母書。
一九○五年，王照回北京，開辦“官話字母第一號義塾”。從此，推廣官話字母的義塾就發展起來，達二十四處之多，識官話字母的人達數萬人。大名縣知事嚴以盛創辦“官話拚音學堂”，並上書袁世凱，要求廣為設立拚音學堂。袁世凱表示同意。
官話字母從一九○○年到一九一○年，推行了十年，遍及13個省，編印書籍達六萬餘部，成立推行官話字母的團體達數十個。王照是切音字運動中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
（3）勞乃宣和他的《增訂合聲簡字譜》。
勞乃宣（一八四三——一九二一年），字季，號玉初，自號矩齋，晚年又號韌叟，浙江省桐鄉縣人，生於河北廣平縣外祖家。他中過舉人、進士，當過五任縣知事。一九○○年，他南歸浙江，棄官從事教育，主持南洋公學和浙江大學堂。他讚成王照的官話字母，在南方推行王照的切音字。一九○五年，他征得王照同意，修改補充《官話合聲字母》，增加南京、蘇州、福州、廣州等地方言字母，製成《增訂合聲簡字譜》。同年，他呈文請“設簡字學堂於江寧省城，以方音為階梯，以官音為歸宿，奏明立案”。得到兩江總督和江蘇巡撫、安徽巡撫的支持，在南京成立了“簡字半日學堂”。
勞乃宣主張先學方言拚音，然後統一國語。他認為：“中國之用舊字數千年，用方言亦數千年，今欲數千年之方言，一旦變為官音，聞者鹹苦其難，望而卻步。……故莫若即其本音而遷就之，俾人人知簡字之易學，知簡字之誠可代語言，然後率而導之於國語之前途，則從之如流水，趨之如大道矣”。他的這一主張，引起一場爭論。一九○六年，上海《中外日報》發表文章，說勞乃宣把官話字母增加方言，推行方言拚音，“是深慮語文之不分裂，而竭力製造之，俾愈遠同文之治也”。認為“唯有強南以就北，正毋庸紛紛變更為也”。勞乃宣寫信給《中外日報》，他說“文字簡易和語言統一”要分階段進行，先學方言拚音字，再學官話拚音字，會加倍地快速，南方人學會方言拚音，就很容易學會官話拚音了。因此，“則不必強南以就北，自然引南以歸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