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可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曲》
到十九世紀的下半葉，柴可夫斯基和同時期的“強力集團”五位成員一起，繼承俄羅斯民族樂派奠基者格林卡開創的事業，成為俄羅斯新時期音樂的代表人物。他的創作雖然在西方引起不同的評價，認為他追隨德、法風格，缺少民族性，但俄羅斯人民熱愛他、尊崇他，斯特拉文斯基曾說過：“他是我們所有人中最徹底的俄羅斯人”。他和“強力集團”的藝術趣味與追求是有不同，但他們以各自所擅長的方式，共同為俄羅斯音樂做出了貢獻。柴可夫斯基作為俄羅斯的作曲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十分注意廣泛地吸收西歐音樂的創作技巧，他所關注的題材不是英雄性的史詩、俄羅斯帝王的功過，而是現實中普通人的情感體驗；不是群眾性宏偉氣魄的大場麵，或奇妙、富於幻想的神話故事，而是作曲家本人“經曆過或看到過的”，能使柴可夫斯基自己“感動的情節和衝突”。這種突出強調個人主觀意識的創作思想，體現在他的大量作品裏，使他的音樂創作具有獨特的個性，以其感情的強烈起伏和誠摯動人為最突出的特征。
在柴可夫斯基的交響曲創作中，最著名的可以說是《悲愴（第六）交響曲》。這是他生前最後的一部作品，被人稱做“天鵝之歌”，意味那天鵝臨死前最美的歌。而“悲愴”這個標題，是柴可夫斯基在作品完成後，再考慮加上去的。他在與友人的通信、談話中，屢次涉及到音樂作品的標題性問題，對那些“不表現任何內容，隻無謂地玩弄和弦、節奏和轉調的交響曲作品”很反感，從這個意義上，他不反對把自己的作品視為“有標題性的”。但柴可夫斯基強調：“這個標題卻絕不可能形諸於文字……交響樂不是應該表現難以言傳的、出於內心要求而一吐為快的那一切嗎？”因此“悲愴”這個詞彙，僅僅是交響曲所表達的情感內容的總體概括，並不能以此標題來簡單圖解整部交響曲。在動手寫第六交響曲的前一年——一八九二年，柴可夫斯基已構思了另一部標題交響曲，題名為《生活》，還為它擬了提綱：“第一樂章全是激情、滿懷信心、渴望有所作為。應該寫得簡短。（末樂章死亡是破壞的後果），第二樂章是愛情，第三樂章是失望，第四樂章則以生命的熄滅來結束，同樣，也是簡短的。”就是說，柴可夫斯基曾想寫一部有關人生——青春、愛情、老年、死亡的哲理性交響曲。這部交響曲沒有寫下去。但用音樂來表現作曲家對人生的體驗與思索的意圖，並沒因此放棄，而是滲透在一八九三年第六交響曲的創作構思中。柴可夫斯基自認為《悲愴》“是我所有作品中最好的，最真誠的一部”，“毫不誇大地說，我已經把我的整個心靈都放進這部交響曲了……”。
作曲家想要用音樂來概括“生與死”這個深刻寬泛的內容，交響曲這種善於表達矛盾衝突、變化統一的大型結構是最為合適的，《第六交響曲》就是采用了傳統交響曲的四個樂章結構，但根據柴可夫斯基所要表現的內容需要，這部交響曲在許多方麵突破了規範模式。
第一樂章，奏鳴曲式快板。在柴可夫斯基的交響曲創作中，尤其是最集中地體現他成熟期創作風格的第四、第五、第六交響曲中，第一樂章是重要的核心樂章。它篇幅長大，音樂中體現出的心理衝突、激烈演變極其強烈，所展示的人生戲劇在十分廣闊的範圍內進行。奏鳴曲式的各個部分都增加了內容和形式的分量。如果我們將《悲愴交響曲》的第一樂章和海頓的相比較，就可以清楚地體會到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古典和浪漫，德奧和俄羅斯之間的巨大區別，從而意識到，時代的變遷給音樂的傳統形式帶來多大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