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發展概況
中國文學，即中華民族的文學。中華民族，是漢民族和蒙、回、藏、壯、維吾爾等55個少數民族的集合體。中國文學，是以漢民族文學為主幹部分的各民族文學的共同體。
中華民族是一個古老的民族。中國是具有悠久曆史的東方文明古國，有大約5000年的文明史。有文字的曆史至少要從商代算起，那時距今也有3500年。中國文學，以特殊的內容、形式和風格構成了自己特色，與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學異軌同奔。
中國的文學有自己的審美理想，有自己的起支配作用的思想和文化傳統，有自己的理論批評體係。
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文學有各自發生、繁衍、發展的曆史,也有各自的價值和成就,它們之間相互滲透和交融。作為與漢族文學相對稱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例如藏族的《格薩爾王傳》、蒙族的《江格爾》、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等三部史詩，早已被列入世界著名的英雄史詩之林。還有維吾爾族的敘事長詩《福樂智慧》，傣族的《召樹屯》、《娥並與桑洛》，□族的《阿詩瑪》，蒙古族的《嘎達梅林》，以及苗族、侗族的詩歌等，都是中國文學寶庫中璀璨的明珠。由於少數民族文學與漢族文學互相補充，中國文學表現出極大的豐富性和多層次性。
中國文學在其文字誕生以前就已經產生了。以漢民族文學而言,從戰國時期詩人屈原的詩作《離騷》、《天問》、《九歌》中就能發現，中國曾經有過非常豐富的神話和傳說。象“大禹傳說”、“羿神話”、“女媧神話”之類神話傳說，足以同世界上最優秀的神話傳說媲美。可惜這些豐富的神話傳說沒有能在上古時代得到整理，大多散佚了。但是，在各少數民族中，卻保存和傳承了不少神話、英雄敘事詩（又稱英雄史詩）、古代歌謠等。這些珍貴的文學遺產，填補了中國文學史的某些空白，具有很高的認識價值與審美價值。
詩歌,是中國文學中產生最早的藝術形式之一,也是中國文學中得到最為充分發展的體裁。《詩經》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其中最早的詩篇產生於西周初年，最晚的產生於春秋中葉。四言為主的句式和重疊反複的章法,是那一時代詩體的主要特色。緊接著,在南方的楚地又興起一種新的詩體──楚辭。楚辭是在楚地民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並以偉大的詩人屈原為其光輝代表。自古以來，“風”“騷”並稱。《詩經》中的《國風》和以《離騷》為代表的楚辭，成了中國古代詩歌的兩個典範。以創作方法而言，“國風”和《離騷》分別開創了中國文學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詩歌傳統。
隨著楚辭逐漸向接近於散文的賦體演變，另一種詩體──樂府，帶著民間文學特有的剛健清新的風格步入了漢魏六朝詩壇。樂府民歌無論是長篇還是短製,都“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班固《漢書·藝文誌》）。強烈的現實感，是它們的一個重要標誌。這種現實主義精神直接影響了爾後詩人創作的“樂府古題”，以及唐代的“新樂府運動”。在漢魏六朝樂府民歌中產生了象《陌上桑》（《豔歌羅敷行》）、《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詩》等中國古代長篇敘事詩中的瑰寶，給“詩歌大國”增添了異彩。在樂府詩的發展過程中,五言、七言的句式日漸引人注目。到了漢末佚名詩人作的《古詩十九首》出現，五言詩體便基本成熟了。到齊梁時期，中國古代著名文學批評家鍾嶸在《詩品·序》中已經確認“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七言詩的產生稍後於五言詩。它的廣泛流行，大約在晉宋之際。
經過了齊梁間以沈約為代表的“永明體”詩歌在聲律方麵的充分準備，到唐代，近體詩確立了，詩歌進入了鼎盛時期，這是中國詩歌的一個黃金時代。在這個時期中,古體詩與近體詩全麵發展,出現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世界聞名的偉大詩人。
中國的詩歌同音樂有著非常密切的聯係，二者關係的發展變化經曆了從“以樂從詩”、“采詩入樂”和“倚聲填詞”三個階段。“倚聲填詞”是詩與樂各自經過長期的發展演變，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重新進行的一種更為高級的形態的結合。後來的詞和散曲都是沿著“倚聲填詞”的途徑發展過來的。詞，原被稱為“曲”、“曲子”,或“曲子詞”,是一種音樂化的文學樣式。詞起源於民間,盛唐以後,文人才士填詞漸成風氣。五代時，中國第一部文人詞總集《花間集》問世。到宋代，詞這一特殊的文學樣式，受到社會各階層的普遍歡迎。宋代藝術家在詞中“言詩之所不能言”(王國維《人間詞話》)，表達其“動於中而不能抑”的歡愉愁怨情緒（陳子龍語，沈雄《古今詞話·詞品》卷上），實現內容與形式的完善統一。宋代的詞，達到了可以和唐詩並列的中國文學的另一座高峰,出現了一批大詩人,如蘇軾等。南宋後期，詞逐漸失去了和樂的能力。同時，北方少數民族的樂曲不斷傳進中原地區,帶來了“壯偉狠戾”(徐渭《南詞敘錄》)的粗獷的格調,引起了人們的新的興趣。這種“胡樂”結合北方民間的“俚曲”，配入通俗化的語言，就形成了一種新的詩歌樣式──散曲。散曲和傳統詩歌的顯著區別，就在於它大量地吸收民間的方言俚語。散曲作品具有濃厚的市民通俗文學的色彩，大量的散曲作品還具有以往詩歌中所少見的詼諧和幽默，這給詩壇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氣。散曲在元代得到迅速的發展，在不長的時間內就成為中國詩歌史上最興盛的體裁之一。當宋詞、元曲在文壇上居於主導地位的同時，傳統的詩歌仍創作有大量作品。宋、元、明、清的詩，其數量十分巨大，並有自身的特色，但從總的成就上說，沒有超過唐代。
在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中，與詩詞並列為文學正宗的,還有另一重要文體,即散文。散文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幾種不同的概念：①“散文”相對於“韻文”講，是廣義的,泛指一切無韻的文字。②“散文”相對“駢文”講，也是廣義的，指那些單行散句，不拘對偶、聲律的語文體，即唐宋以後所稱的“古文”。③現代的“散文”概念則與詩歌、小說、戲劇同為文學體裁之一，包括記敘散文、抒情散文、報告文學、雜文等樣式。為了區別於古代的“散文”概念，也稱文學散文。④單指記敘、抒情散文，這類散文，有時又稱“純文學散文”。因為中國作家講究文采,即使是章表書奏之類應用文字,也決不苟且為之，而是精心結撰，充盈著濃厚的文學色彩。所以要概括中國散文的發展線索，應以采用廣義的散文概念為宜，同時又要把握住文學性這一基本特征。
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記敘文和論說文的集子是《尚書》，它是中國上古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著作的彙編，其中所收集的大都是一些誓詞、政府文告、貴族的告誡之詞以及一些記述文字。據說原有百篇，年代“上斷於堯，下訖於秦”（《漢書·藝文誌》）。《尚書》的文字大都佶屈聱牙，不過已初具文學特質，並略能敘事。
戰國時代，七雄爭霸，士人們紛紛著書立說，獻計獻策，謨猷籌劃,一時間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麵,散文也在這種時代氣氛裏迅速地成長起來。首先得到較大發展的是曆史散文和諸子散文。曆史散文以《左傳》、《國語》、《戰國策》為代表，諸子散文以《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為代表。不過，由於儒、道是中國思想史上的兩大流派，所以，《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在文學史上的影響是最大的。這時期的散文基本特點是：①感情激越，論辯性強；②文章宏麗,辭藻華美,結構謹嚴；③多用寓言和比喻。到這時，散文的基本形式已經確定，散文史在這裏舉行了隆重的奠基禮。漢代繼承了戰國時代的散文傳統，但更講究文采，而且偶句增多，有辭賦化傾向。在進入這個小高潮的同時，也暗伏著駢文的生機和散文的危機。然而,正是在漢代,產生了司馬遷的《史記》這部巨著，達到了史傳文學的高峰。《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規模宏大而又結構精嚴,無論是寫景狀物,還是刻畫人物性格、抒情議論,都獲得極大成功。因此,《史記》不僅被視為史書的傑作，而且其傳記部分也是中國傳記文學的典範。
駢文興盛之後，散文式微。直到唐代，韓愈、柳宗元大力提倡“古文”，反對“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的過於矯飾、漸趨空洞的駢文，散文才重新恢複它的生機與地位。唐宋散文(古文)基本上直承秦漢的傳統，但在雜記文、書信、序等方麵有了長足的進展,尤其是遊記散文,更顯得清新雋逸、生動活潑。後世的純文學散文一直沿著這條軌道前進。明清的小品文是純文學散文的一種重要樣式，這時期的小品文吸收了唐代以降遊記散文的精髓，又融入了魏晉南北朝筆記文的諧趣和雋永，具有十分獨特的藝術魅力。
賦與駢文，是中國文學中介乎詩歌和散文之間的兩種體裁。賦導源於楚辭體，流行於兩漢，它有詩的韻腳，尚鋪張揚厲。駢文則興盛於魏晉南北朝時期，追求句式的整齊，強調對仗的工穩乃至音律的和諧，不要求押韻。
現代的偉大文學家魯迅曾說：“小說和戲曲，中國向來是看作邪宗的。”（《且介亭雜文二集》）中國的傳統文學觀念中，分正宗的文學和邪宗的文學。“文以載道”所尊崇的“文”，指的是散文。曹丕所謂“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典論·論文》）也是對散文而發的。“詩言誌”，抒發個人心中的情誌，雖不能經天緯地，但也有“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的功效，所以也還屬正宗。至於小說，總是被當作街談巷議之言,“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蕘狂夫之議也”（《漢書·藝文誌》）。戲曲一般也被當作不可登大雅之堂的東西，一直未受到重視。所以，中國的小說戲曲發展得比較晚。在元、明、清時代，小說和戲曲才迅速發展起來,並出現了一些偉大的作家和作品,如元代雜劇、明清傳奇戲曲中的《竇娥冤》（關漢卿）、《西廂記》（王實甫）、《牡丹亭》（湯顯祖）、《桃花扇》(孔尚任)等，都是不朽之作；小說中的《三國誌演義》(羅貫中)、《水滸傳》（施耐庵）、《西遊記》（吳承恩）、《聊齋誌異》（蒲鬆齡）、《儒林外史》（吳敬梓）等也都是藝術中的珍品。《紅樓夢》（曹雪芹）更是輝煌的紀念碑式的作品，它把中國文學推向了新的高峰，並可以和世界上許多著名的小說媲美。《紅樓夢》對二百年來的中國文學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紅樓夢》研究已形成了一門專門性的學科──“紅學”。盡管如此，小說、戲曲在中國文學的傳統觀念中，總的來說地位還是比較低下的。
中國古代文學盡管在不斷發展，但其特點顯得異常穩定和凝固化,與西方文學相比,表現出一種相當明顯的統一性和單一性。這種特點是與中國社會的曆史進程緊密相關的。這種密切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古代文學的命運：①中國文學大部分是在封建社會的、小生產土壤中產生的，並經過漫長的時間而獲得了輝煌的成就;②中國文學幾乎一直在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中,在重視文化思想、並對之實施嚴格控製的國家中獲得發展；③盡管改朝換代，但中國文學在三千多年中始終沒有中斷過;④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聯係相對說來比較少,在大部分時間裏處於封閉的自生自滅的環境中；⑤除某些特殊的曆史時期之外，總的說來與宗教的關係相當淡漠，主要是世俗的色彩。這樣的背景和命運，使中國古代文學表現出凝重、穩健的性格。
開始打破這種性格是在19世紀後半葉和20世紀初，也就是近代。這個時期，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開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中國古代文學的正宗詩文，發展到清代中葉，作家作品眾多，風格流派各異，但大都因襲舊的藝術形式，缺乏新的思想內容。因此，已走向末路。鴉片戰爭之後，清王朝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都陷入空前的危機，閉關鎖國的政策被打破，一部分知識分子開始認識到本民族經濟文化上的弱點，文學上出現了以龔自珍、魏源、林則徐為代表的“開明派”；在戊戌變法運動的前後，中國文學在觀念上產生了重大的變化，一方麵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梁啟超、黃遵憲等提出“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的明確主張，同時還主張“崇白話而廢文言”，由於和政治上的改良運動相配合，梁啟超還特別提倡政治小說，主張用小說的形式號召人民起來革命；一方麵產生了以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鶚的《老殘遊記》和曾樸的《孽海花》為代表的，以揭露當時的社會黑暗為主的“譴責小說”。與此同時，當時為了救國圖存，出現了以柳亞子、秋瑾為代表的一群憂國憂民而慷慨悲歌的愛國詩人，形成了近代文學中新的文學潮流。
經過近代文學階段的準備，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中國文學進入了光輝的現代時期。“五四”時期與“五四”以後的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的一個獨立的階段和特殊的部分，被稱為“現代文學”。這不僅因為它在時間上屬於現代，更因為它反映了中國文學現代化的進程，是現代意義的文學。它的特征主要表現為：①文學從一般的文字文章以至於文化中分離出來，成為一種自覺的、獨立的，同時又是麵向整個社會的藝術。②以改變文學語言為突破口（以白話替代文言），對文學的形式、表現手法、內容，進行了全麵深刻的變革，產生了不同於傳統文學的新的詩歌、散文、小說和戲劇，還引進和創造了散文詩、報告文學、電影文學等新的體裁。③創作主體的個性、自我意識和描寫對象社會化的廣度與深度，都得到從未有過的強化，成為作家迫切的自覺的追求，並且相輔相成地結合在一起。④現代意義集中地表現在對於人的命運和人民、民族命運的關注（不同於傳統的“仁”和傳統的愛國主義）。現代的民主主義（包括個性主義、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是新的文學主潮的思想基礎。⑤作品一般都具有強烈的理性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從20年代中期起，單純著眼於宣傳鼓動的作品大量出現。抒情文學在最初的10餘年裏有過繁榮，30年代中期以後卻日見蕭條，直到70年代末期才複蘇過來。⑥知識分子的道路、農民的痛苦—抗爭—解放、武裝鬥爭（階級的和民族的戰爭），是作品中最常見的題材。曆史人物和事件得到新的描繪，外國題材比較多地進入中國文學作品，關於人物內心生活，包括潛意識的渲染也開始出現。⑦作家和讀者之間有更為廣泛和親切的交流。大眾化和化大眾（教育群眾）這既矛盾又統一的雙重任務加強了文學與人民群眾廣泛深刻的聯係，並在現實生活（主要是政治鬥爭）中發揮了前所未有的作用；不過同時也相對地忽略了藝術本身的提高和文學多種功能（特別是審美作用）的全麵發揮。⑧現代文學誠然是幾千年來的中國文學在新的社會曆史條件下的發展，但也是廣泛地接受了世界文學新潮滋養的產物。通過外來影響的民族化和文學傳統的現代化，才創造出新的民族文學，並且成為現代世界文學的自覺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