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二三子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誌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這一段，不但語氣生動，而且有簡單的情節，又有場景的描寫，曾皙的回答也特別具有美感，在《論語》中，是比較特出的了。
《論語》雖然篇幅不大，但作為儒家經典之一，長期以來，是文化人必讀的書籍。它所表現的人生態度、思想觀念，在我國文化史、思想史上，留下了極為廣泛深刻的影響。
墨子
墨翟，生活時代約當於孔於與孟子之間，即春秋戰國之際。相傳他原為宋人，長期居住在魯國。《墨子》書中提到，他被人稱為“賤人”，又提到他能製作車轄，大約出身地位是比較低的。早期曾“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木”，後來創立了與儒學相對立的墨家學派。墨家不但是一個思想學派，而且是一個有嚴格紀律的民間團體。領袖稱為“钜子”，門徒眾多，重視艱苦實踐，不避危險。
墨子主張“兼愛”，反對儒家從宗法製度出發的親疏尊卑之分；提出“非攻”，反對各國之間以掠奪為目的的戰爭；要求“節葬”、“節用”，反對奢華的生活方式以及禮樂製度；鼓吹“尚同”、“尚賢”，反對任人唯親。他還相信“天誌”和鬼神的存在。所以，有的學者認為墨子的思想代表了“農與工肆之人”的利益。墨學在戰國時曾一度盛行，與儒學同為當代的”顯學”。西漢以後，逐漸衰微。《墨子》為墨翟及其弟子、後學所著，是墨家學派的著作總彙，漢代有七十一篇，現存五十三篇。
墨家的思想，就其對整個社會文化的看法來說，是提倡質樸和實用，所以對一切語言文字的表達，強調有切實的內容，以道理說服人，反對無益於實用的修飾與文采。這種觀念，對於論說文自有相當的道理，對於文學作品，就不太適宜了。《墨子》一書的風格，也正是如此。語言質樸，邏輯嚴密，善於運用具體事例來說理。如《非攻》篇，先說：“今有一人，入人園囿，竊其桃李，眾聞而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以自利也。”然後再說攘人犬豕雞豚者，取人牛馬者，殺無辜人奪其衣裘者，再三說明“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的道理，最後歸結到“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條理非常清楚，具有很強的說服力。中國古代嚴格意義上的論說文，就是從《墨子》開始的。就此而言，它在中國散文史上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孟子
孟軻（約前３７２—約前２８９），鄒（今山東鄒縣）人，生活於戰國前期。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代。他自稱：“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離婁》）由於他景仰並弘揚了孔子的學說，成為儒家的又一名大師，後世尊為“亞聖”。他的行事也仿佛孔子，收過不少門徒，率領著他們遊說各國。由於各國間都以力相爭，他卻鼓吹以德為王，言仁義而不言利，終不能被任用，於是退而著書。
孟軻的思想本於孔丘而有所發展。他主張施仁政，使人民安居樂業。他提出的理想社會，是一種黎民不饑不寒，老者安享晚年之樂的小康景象。“民貴君輕”是他的著名論點。他對當時某些統治者虐民以逞的行為提出尖銳的批判，甚至斥責為“率獸而食人”（《梁惠王》），同時基於宗族統治集團的利益對君主的個人絕對權威表示否定：“君有大過則諫，反複之，不聽，則易位。”（《萬章》）“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離婁》）“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梁惠王》）這樣的話，在專製強化的後代就沒有人敢說了。
《孟子》共七篇，記述孟軻的言行。此書的寫作與《論語》不同，是他本人和門徒共同完成的。從體製上說，《孟子》基本上仍屬於語錄體，但較《論語》已有很大發展。這不但是因為它的篇幅加長，議論增多了，而且很多段落都圍繞著一定的中心，結構完整，條理清楚，隻要添上題目，就可以單獨成篇。
在先秦諸子散文中，《孟子》與《莊子》是文學性最強的。因為孟軻的為人，本不像孔子那樣深沉莊重，而是自傲自負，鋒芒畢露，好辯而且善辯，動輒與人言辭交鋒，必欲爭勝。反映在文章裏，就不僅僅從邏輯上說明道理，而且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其行文坦露，喜笑怒罵，絕不作吞吞吐吐之態；文字通俗流暢，無生硬語，又喜歡使用層層迭迭的排比句式，這樣就形成了《孟子》散文的一個顯著特點，即富有氣勢。如長河大浪，磅礴而來，咄咄逼人，橫行無阻。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誌，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誌，弗為也；般樂飲酒，驅聘田獵，後車千乘，我得誌，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製也，吾何畏彼哉？（《盡心》）
《孟子》的文學性，還表現在它善於用形象幫助說理。有時是短小的比喻，如：“哀哉！人有雞犬放（逃逸），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告子》）有時是完整的小故事、寓言。如“揠苗助長”、“五十步笑百步”、“再作馮婦”等等，都成為後世常見的成語。
最精彩的是《離婁》中的一段：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嚐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遍國中無人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這是一則絕妙的諷刺故事。文字雖短，但寫得精煉，情節有變化，人物有性格。尤其是故事的結尾，人物內在品格的委瑣與外貌的莊嚴自足，形成強烈的反差，達到美學上的滑稽效果，完成了尖銳的諷刺目的。從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尖銳的性格。這種醜惡現象在社會中始終存在，因而這故事的生命力也始終未消竭。
《孟子》的散文對後世有十分深遠的影響。它是感性和理性的結合，善於用文學手段達到實用目的，對於既主張以文載道，又重視文學的美感，喜歡在說理中包蘊個人感情的唐宋古文家，成為絕好的典範。試看韓愈的文章，雄肆而嚴整，喜用排比、博喻，與孟文關係最大。
孟軻關於個人修養以及如何理解古詩的一些看法，對後代文學批評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醜》）這裏“氣”指一種光明正大的意氣情感。後世的文氣說（主要討論作家才性與文章風格的關係）即由此發展而來。他又說，讀古人之詩，要“知人論世”，要“以意逆誌”，都是很精辟的見解，為後世文學批評中重要的原則。
莊子
在談論《莊子》以前，有必要先簡單介紹一下《老子》。關於老子其人，《史記》中引用了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他是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姓李名耳，字聃，年代稍早於孔子，據說孔子曾向他請教關於“禮”的問題；一說老子可能就是楚國的老萊子，與孔子同時；一說戰國中期周室有位太史名儋，有人認為他就是老子。《老子》一書的形成年代也眾說紛紜，有人認為它應當早於《論語》或大致與之同時，也有人認為它甚至遲於《莊子》。把我們看來，老子很可能是古代一位具有傳說色彩的賢哲，並一直有些關於他的故事和言論流傳，這些言論，可能就是《老子》一書的雛形，其年代大約與《論語》相近；大約是在戰國中期，又有人對這部書加以增補，形成了今傳《老子》的麵貌，故其中包含有反映出戰國時代社會特征的內容。這書是用韻文寫的，用韻規則與楚辭相近，它的作者應當是楚人。
《老子》是一部以政治為中心的哲理著作，也牽涉個人立身處世的準則。但書中把兩者和自然性的宇宙本質——
“道”聯係起來，所以“形而上”的特征很強。在政治方麵，《老子》主張“虛靜無為”，即反對以人為的手段——包括種種文化禮儀——幹涉社會生活，尊重生活的“自然”狀態；關於人生態度，《老子》也主虛靜、退讓、柔弱，但這並不像後人所理解的那樣消極，因為《老子》所推重的“陰柔”，實是一種長久之道和致勝之道。
《老子》的文體，既非如《論語》那樣的語錄，也非一般意義上的“文章”。全書約五千字，都是一些簡短精賅的哲理格言，又押韻腳，特別便於記誦。各章節大致有一定的中心或連貫性，但結構並不嚴密，前後常見重複。它的語言無所修飾，但所包涵的道理玄奧而深刻，常常揭示出事物向其反麵轉化、事物之間的關係不斷轉變的規則，以及從反麵取勝的途徑，反映出中國先秦時代哲學思想的透徹性。它對於中國文化的發展，具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如三十六章雲：“將欲翕之，必故張之；將欲弱之，必故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自居於弱勢、靜態而保持一種彈性，促使敵對一方向膨脹、誇張發展以至成為脆弱，即產生盛衰的對轉，這確實是看得很深。
《老子》是先秦道家的基本典籍。推進道家思想而具有集大成意味的著作，是莊周及其門人的《莊子》。
莊周，宋國蒙（今河南商丘縣東北）人。生活年代與孟軻相仿，可能年歲略小。隻做過地位卑微的漆園吏。據《莊子》中記載，他生活貧困，住在窮閭陋巷，困窘時織履為生，弄得麵黃肌瘦。但據說楚王派人迎他到楚國去做國相，他卻拒絕了，說是做官戕害人的自然本性，不如在貧賤生活中自得其樂。
《莊子》一書，漢代著錄為五十二篇，現存三十三篇。其中《內篇》七篇，通常認為是莊子本人所著；《外篇》十五篇，《雜篇》十一篇，有莊周門人及後來道家的作品。
莊周的思想，是以老子為依歸。但《老子》的中心，是闡述自然無為的政治哲學，《莊子》的中心，則是探求個人在沉重黑暗的社會中，如何實現自我解脫和自我保全的方法。在作者看來，最理想的社會是上古的混沌狀態，一切人為的製度和文化措施都違逆人的天性，因而是毫無價值的。對於個人人生，《莊子》強調“全性保真”，舍棄任何世俗的知識和名譽地位，以追求與宇宙的抽象本質——“道”化為一體，從而達到絕對的和完美的精神自由。《莊子》對現實有深刻的認識和尖銳的批判。不同於其他人隻是從統治者的殘暴來看問題，作者還更為透徹地指出，一切社會的禮法製度、道德準則，本質上隻是維護統治的工具。《胠篋》說，常人為防盜，總把箱子鎖得很牢，遇上大盜，連箱子一起偷了。“聖知仁義”就是鎖牢箱子的手段，大盜竊國，“並其聖知仁義而竊之”。所以，“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諸侯之門，而仁義焉存。”
極是痛快淋漓。但作者並不主張以積極的行為來改變現實，而是對現實人生持悲觀厭世的態度。甚至認為，一切世間的是非、美醜、大小之對立，隻是人的認識上的對立，而並非萬物自身的性質。
莊子學派的思想，在中國曆史上留下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從積極意義上說，它揭示了社會統治思想的本質，表現了擺脫精神束縛的熱烈渴望，為封建時代具有反傳統精神和異端思想的文人提供了哲學出發點；從消極意義來說，它所追求的自由隻是理念上而非實踐的自由，提供給人們的隻是逃避社會矛盾的方法，因而始終能夠為統治者所容忍。
莊子本人既是一個哲學家，又富於詩人氣質。莊學的後人，也受了他的感染。因而，《莊子》這部哲學著作，又充滿了濃厚的文學色彩。並且，其文章體製也已經脫離語錄體的形式，標誌著先秦散文已經發展到成熟的階段。在文學意義上，它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
用藝術形象來闡明哲學道理，是《莊子》的一大特色。戰國文章，普遍多假寓言、故事以說理，但僅僅作為比喻的材料，證明文章的觀點。《莊子》不僅如此。從理論意識來說，莊子這一派本有“言不盡意”的看法，即邏輯的語言並不能充分地表達思想。與此相關，在表現手法上，許多篇章，如《逍遙遊》、《人間世》、《德充符》、《秋水》，幾乎都是用一連串的寓言、神話、虛構的人物故事聯綴而成，把作者的思想融化在這些故事和其中人物、動物的對話中，這就超出了以故事為例證的意義。而且，作者的想象奇特而豐富，古今人物、骷髏幽魂、草蟲樹石、大鵬小雀，無奇不有，千彙萬狀，出人意表，迷離荒誕，使文章充滿了詭奇多變的色彩。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裏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裏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誌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裏，傳扶搖而上者九萬裏，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而止，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至九萬裏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裏者，宿春糧；適千裏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逍遙遊》）
《逍遙遊》的宗旨，是說人的精神擺脫一切世俗羈絆，化同大道，遊於無窮的至大快樂。所以文章開頭，即寫大鵬直上雲天，飄翔萬裏，令人讀之神思飛揚。
《莊子》的文章又富於抒情性。如果說《孟子》的感情是在清楚的邏輯表達下運行的，那麼《莊子》的感情，卻往往是無端而起，迷茫恍惚。在上麵所引的文字中，已經可以看出這一特點。此外，《莊子》中常表現出傷感的情調，如《至樂》中的一節：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消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
《至樂》的宗旨，是以死為痛苦人生的解脫。這種厭世思想，實際是因為對人生有完美的期望，所以所見皆是痛苦。這一節寫莊子對髑髏的一連串發問，便是充滿了人生的傷感。
《莊子》的文章結構，也很奇特。看起來並不嚴密，常常突兀而來，行所欲行，止所欲止，汪洋恣肆，變化無端，有時似乎不相關，任意跳蕩起落，但思想卻能一線貫穿。句式也富於變化，或順或倒，或長或短，更加之辭彙豐富，描寫細致，又常常不規則地押韻、顯得極有表現力，極有獨創性。後代文人在思想上、文學風格、文章體製、寫作技巧上受《莊子》影響的，可以開出很長的名單。即以第一流作家而論，就有阮籍、陶淵明、李白、蘇軾、辛棄疾、曹雪芹等，由此可見其影響之大。
荀子
荀況，又稱荀卿，趙國人，是先秦儒家的最後一位大師。生於戰國末期。曾遊學於齊，後去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死於楚。他的著作，後人編定為《荀子》三十二篇。《荀子》和《韓非子》，代表了先秦論說文的新成就。
荀子的思想雖出於儒，但又吸收了其他各家的學說，對儒學有所改造。其中最突出的，是反對法先王，主張文化製度隨著曆史的發展而改變；否認天有意誌而能主宰人間的事務，提出“人定勝天”的觀點，“人性惡”也是他的著名觀點。
所謂人性惡是指人無然有各種情欲，不加限製地發展下去，必然導致暴亂爭奪。但他相信通過後天的學習熏染，可以達到善的境界。
荀子對社會文化的態度，是重視政治和倫理上的實用性，要求一切詩書禮樂，都歸於儒家所說的聖王之道。對於不順禮義的文章，一概斥為“奸說”。由此建立了後世儒家文學觀的基礎。這對文學的發展是不利的。《荀子》書中的文章，實踐了他的觀點。全書體係完整，涉及麵很廣。多為關於社會政治、倫理、教育等方麵的長篇專題學術論文，論點明確，論斷縝密，結構謹嚴，風格樸實、深厚；善於運用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作為論據，巧譬博喻，反複論證；造語簡練，多用鋪陳手法和排比句式，整齊流暢，適於誦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曝，不複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勸學篇》）
文章開宗明義，而後廣取譬喻，文字淺顯而含義深切，自然而然得出結論，確是善於說理。此僅為一節。全篇層層論述關於學習的道理，十分完密。
《荀子》中還有一組稱為《賦篇》的文章、共有《禮》、《知》、《雲》、《蠶》、《箴》五篇。形式為問答體，前半設謎，後半破謎，在描述中摻雜說教的成分。但論理既不能透徹，又不具有文學應有的美質。可見他的嚴格要求實用的文章觀念，對於文學作品是不合適的。不過，在體製上，《賦篇》也是漢賦的淵源之一。另外又有《成相篇》，以民間歌謠形式表達他的政治思想：
請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悵悵。
這種體裁，具有明快的節奏感，讀來很順口。對於研究古代民謠，是珍貴的資料。
韓非
韓非（約前２８０—前２３３），韓國的貴族，荀子的學生，生活於戰國末期。起初秦始皇讀他的著作，十分佩服，邀他來到秦國。他的同學李斯恐怕他被重用而動搖自己的地位，將他陷害入獄，最後自殺於獄中。他的著作《韓非子》，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作，共五十五篇。
韓非雖師從荀子，思想差異卻很大。他綜合了申不害、商鞅等人的思想，發展成為自己完整的理論，著重談治國的法術，供君王采用。對於儒家，他是斥之為“蠹”——蛀蟲的。韓非是一個聰明、深刻的人，對當時人情世故看得頗為透徹。他不相信人有美好感情，也不相信人可以經教育感化而為善，隻相信賞罰分明，以利驅使人、以害禁製人。一部《韓非子》，構築了一整套極端專製主義的、嚴厲控製人的方法和理論，讀來令人不寒而栗。不過，對於研究政治學，這是一部極重要的書。
從文化思想來說，韓非鄙視一切屬於藝術、美感範圍的東西，是一個徹底的功利主義者。但他的文章很有特色。他懂得運用各種手段來闡述自己的思想。從邏輯的嚴密、論述的細致、條理的清晰來看，還要超過《荀子》；因為他喜歡把道理說得很透，一層一層地鋪展，所以篇幅大多很長（如《五蠹》約有七千字）；因為他的思想尖銳，又很自信，所以文風峻峭，鋒利無比，語氣堅決而專斷。他還善於運用大量的譬喻和寓言故事來論證事理，增強了文章的生動性和說服力。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五蠹》）
文章從常見的生活現象來推演重大的道理，可謂深刻明切。但取例極端也是一眼可知的。
楚人有鬻盾與矛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難一》）
這就是常用成語“自相矛盾”的出處。原來用於攻擊儒家同時讚頌堯的明察和舜的德化，指出二者不可能並存於一時，表現了韓非對於邏輯嚴密性的要求。其他如“守株待兔”、“鄭人買履”、“濫竽充數”等，都是生動的寓言故事，至今仍被廣泛引用。
《韓非子》標誌著先秦理論文的進一步發展。其實，後世的理論文章，可以與之相比的也不多。
屈原與楚辭
楚文化和楚辭
長江流域同黃河流域一樣，很早就孕育著古老的文化。楚民族興起以後，成為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遲在殷商時期，楚人已經同北方政權發生關係；至西周初，據說鬻熊曾“子事文王”，後來熊繹又被成王封於楚（《史記·楚世家》）。這應該理解為周王朝對楚人實際控製江漢地區的承認。至春秋時代，楚國迅速發展壯大，兼並了長江中遊許多大小邦國，成為足以與整個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莊王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誌。戰國時期，楚進而吞滅吳越，其勢力西抵漢中，東臨大海，在戰國諸雄中，版圖最大，人口最多。一度有“橫則秦帝，縱則楚王”的說法，意謂秦、楚二國，最具統一全國的可能。最後楚為秦所滅。但楚地的反秦起義，又成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漢王朝的建立，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是楚人的勝利。秦、漢大一統，最終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彙，也由此形成了偉大的“漢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