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地關係論
人地關係是地理學的基本理論。中國很早即注意到人地關係問題，早在先秦著作《禮記·王製》篇中就提出了“廣穀大川異製，民生其間異俗”的地理環境決定論思想；而在先秦的《荀子·天論》中，則提出了“製天命而用之”的地理虛無主義觀念。此後，唐代劉禹錫又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的人地相關思想。到了清代，關於人地關係理論主要有環境決定論、人地相關論，以及天命論等不同觀點。
（一）地理環境決定論
清代關於人地關係的環境決定論思想，自清初至清末，許多人都有這一觀念，是當時一種比較普遍的社會觀點。
清初，顧炎武在其《天下郡國利病書》中就曾引述明末王士性的文章，表達了自己的人生觀，他在論述各地文明發達（“龍興”）程度時說：
獨貴竹百粵之山，牽群列隊向東而行，粵西水好而無開洋，貴竹山劣而又無閉水，龍行不住，郡邑皆立於山椒水濆，止為南龍過路之場，尚無駐蹕之地。故粵西數千年暗昀，雖與吳越閩廣同入中國，不能同耀光明也。
這裏雖從堪輿學的角度分析了貴州地區山勢頑劣不吉的特征，然後得出因此造成文化不發達的結論。但他是從地理環境因素來談文化現象的，反映了他的環境決定論思想。
在闡述地理環境對社會文化現象的決定作用時，顧炎武也闡述了地理環境在影響文化時會發生條件轉化的思想。他曾說到：
今日東南之獨盛也，然東南他日盛而久，其末勢有不轉而雲貴、百粵？如樹花先開，必於木末，其隨盛而花不盡者，又轉而老幹內，時溢而成萼，薇桂等花皆然。山川氣寧與花木異？故中龍先陳，先曲阜，其後轉而關中；北龍先涿鹿、先晉陽，而後亦轉塞外。今南龍先吳越、閩越，安得他日不轉而百粵、鬼方者也。
劉獻廷亦認為地理環境對於人的文化修養、習俗等也會產生重要影響，尤其是在人的初始學習時甚至會成為決定的因素。他在《廣陽雜記》中說道：
大兄雲：滿洲擄去漢人子女，年幼者習滿語純熟，與真女直無別。至老年，鄉音漸出矣，雖操滿語，其音則土，百不遺一雲。予謂人至晚年，漸歸根本，此中有至理，非粗心者能會也。予十九歲去鄉井，寓吳下三十年，飲食起居與吳習，亦自忘其為北產矣。丙辰之秋，大病幾死，少愈，所思者皆北味，夢寐中所見境界，無非北方幼時熟遊之地。以此知漢高之思豐沛，太公之樂新豐，乃人情之至，非誣也。
在這裏，他雖在字麵上將人們對幼時生活環境（故鄉）的思戀歸之為“人情”，其實表明的是，故鄉環境對人在知識、生理發育成長過程中的深刻影響和塑造作用，以至於人一生都會牢記過去的生活環境（“幼時熟遊之地”）。反映了他對地理環境決定作用的認可。在另外一處，劉獻廷還講到自然環境對開拓人的胸懷、陶冶性情的作用，也表明了他的這一決定論思想。他說：
江西風土與江南迥異。……江西皆則森秀竦插，有超然遠舉之致。吾謂目中所見山水，當以此為第一。他日縱不能卜居，亦當流寓一二載，以洗滌塵穢，開拓其心胸，死亦無恨矣。
魏源對於地理環境的影響也有論述。他在分析了新疆、烏梁海地區的山脈大勢等地理環境後，指出自清康熙用兵新疆，平定叛亂，據有利地形後，準噶爾部不再反叛南侵，其原因即在於地理形勢所致。如雲：“自康熙用兵，修攘恢複。增賽音諾顏部，而準夷不敢南牧。蓋地利形勢然哉。”在論述挑選兵勇訓練時，更明確表達了他的環境決定論思想。他說：訓練兵勇“以金川屯練為強，尤長於山戰”，而其原因在於，這裏“地苦寒，所食惟包穀、油麥、青稞、苦蕎、牛、羊”，所以“人皆悍鷙貪利”。他還分析了世界文明起源於溫帶亞洲的事實，指出環境（氣候）與文化發展的關係，得出“地不靈者人不傑，信哉”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