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理學發展綜論
（一）清代地理學思想特點
關於清代地理學思想的一些具體特點，前麵幾章已有闡述，這裏再從學科體係、發展過程、成果特點等整體學科特征角度進行總結。綜括清代200多年間地理學發展的主要脈絡，筆者認為清代地理學思想具有以下3方麵的主要特點：
1.重視傳統，成就突出
從中國地理學發展史的角度來看，清代地理學無論在研究成果，還是地理思想、研究方法上，都表現為對古代傳統地理學的重視和繼承、發展，基本上還是一個以中國古代地理學傳統為主體的時期，是中國古代傳統地理學發展的最高階段。其主要表現在：
（1）研究領域的擴大。從清代的地理著作和論文等資料來看，從上古到清代、從中原到邊疆，幾乎所有見於記載的重要政區、地名和水道，都有人作了考證；從上古到清代的重要地理著作，也都有人進行校勘或輯佚；對全國範圍的地理形勢，通過實測地圖，進行了極為廣泛深入的認識，出現了許多填補區域記述空白的方誌和其它地理著作（主要為邊疆地區）。特別是清末，學者還注重了世界地理的認識，出現了多種世界地理著作。總之，清代地理研究的範圍之廣、成果之多是中國曆史上空前的。
（2）研究手段的多樣化。清代除了講求地理研究中的實踐活動、地圖的利用等基本方法外，在地理文獻考證、地理著作整理等方麵，建立了一套比較科學、係統的研究方法，包括所謂文獻考證中的本證、旁證，以及校勘、注釋、輯佚等具體方法原則。在研究程序上，已形成“事無證，當求之跡，跡有不明，當度之理”的研究思路。
（3）研究水平的提高。清代學者的地理考證研究，注重資料的廣泛羅列搜集和正確的分析辨偽，往往足不出戶，卻能“紙上談兵”，使其研究達到很高水平。如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便是如此，其中關於邊遠各地許多山川形勝記載，非他親曆考察所得，但他卻能從廣博的資料中歸納出正確的文字記錄。如該書魏禧序文中所舉之例說：“北平韓子孺時從餘案上見此書（《讀史方輿紀要》），瞪目視餘曰：‘吾不敢他論，吾僑家雲南，出入黔蜀者二十餘年，頗能知其山川道裏，顧先生閉戶宛溪，足不出吳會，而所論攻守奇正，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見而足履者，豈不異哉！’……。”熊開元的序亦談道：“餘楚人，習聞三楚之要，莫如荊襄，又熟履其地，考往事得失及今崇邑，知海外一區為三吳保障……罔非身履而知。今宛溪坐籌一室，出入二十一史，凡形勢之險扼、道裏之近遙、山水之源委、稱名之舛錯，正其訛，核其實，芟其蔓，振其綱……。”徐鬆稱讚沈垚所撰《新疆私議》的準確性時說：“吾謫戍新疆，諸水道鹹所目擊，猶曆數十年之久始知曲折，沈君閉戶家居，獨從故紙中搜得之，非具絕大識力，曷克臻此！”這些都標誌著清代地理學家研究成果的水平相當高。
總之，以上諸點可以看出，清代地理學的發展，尤其是傳統的沿革地理的發展，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水平，進入中國傳統地理學發展的最高階段。
2.思想活躍、階段明顯
從清代地理學的發展過程來看，地理思想比較活躍，且具有明顯的階段性，各個階段都有不同的研究重點或新思想。
清朝入關後，至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頒詔禁止耶穌會傳教士在華傳教，並隨之實行文化高壓政策，到1840年鴉片戰爭西方打開中國的大門為標誌，清代地理學呈現出早中晚3個各具特色的發展階段。
（1）早期，是指清定都北京到康熙末約80年的時間。這一時期，正當清王朝建立之初，在繼承前代統治的政治、經濟、文化積累的基礎上，新王朝在政治、文化、思想，各個方麵都充滿了積極向上的開拓精神。在地理學上也表現出對中國古代傳統地理學的繼承和發展，以及對外國地理知識、地理方法的廣泛吸收與運用甚至一些中國學者還提出了革新中國傳統地理學體係
的新思想。
這一時期，上自皇帝（康熙），下至低層知識分子（劉獻廷、孫蘭等），以及廣大大中小官吏、學者等，對西方地理學的態度比較客觀，有助於西方地理學在中國的流傳和迅速擴大。以至影響到政府決定聘用外國學者（西方傳教士白晉、雷孝思、杜德美、費隱、潘如、奧古斯丁、麥大成、湯尚賢等）、采用經緯度、投影等科學方法，進行了全國地圖的測繪工作。
作為中國傳統的地理學，這一時期有了極為重要的發展，出現了多種重要的傳統地理著作，如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記》，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胡渭的《禹貢錐指》，陳芳績的《曆代地理沿革表》，傅澤洪等的《行水金鑒》，以及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開始的《一統誌》編纂等，標誌著中國傳統地理學的蓬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