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傾錯誤的泛濫與“樣板戲”
"樣板戲"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曾經風靡一時，成為全國上下到處上演、男女老少人人傳唱的劇目。這種情況在中國戲曲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樣板戲"的盛行一方麵與年輕的共和國朝氣蓬勃的精神麵貌有關，另一方麵，又是"左"傾思潮大肆泛濫、少數領導者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極力鼓吹的結果。
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對戲曲藝術一直持熱情關懷的態度。這是由於戲曲藝術在中國具有非凡影響的緣故。但新時代與舊時代畢竟不同，尤其是在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戰亂衝擊之後，身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壓迫的中國人民終於有了揚眉吐氣的機會，人們利用各種文藝形式痛咒黑暗時代、歌頌新時代，一種趨新惡舊的心理驅動著新時代的中國人，這種心理使得大多數人處於一種高度熱情、激進求快的狀態之中，從而構成了"左"傾思潮泛濫的溫床。新中國成立後，"左"傾思想屢屢占領上風，與這種心理狀態關係密切。"樣板戲"所表現的精神麵貌正是這種心理狀態典型而又畸形的寫照。
新中國成立後，對於從舊時代過來但在中國百姓中有廣泛而又深遠影響的戲曲藝術的改造，就是一種全方位的刷新做法。在此過程中，運用戲曲表現現代生活已經引起中國人民的極大興趣。新中國成立後，戲曲究竟應表現曆史生活還是表現現代生活問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一直爭論不休，這與中國人追求新生活、新藝術的心理狀態同樣不無關係。
"樣板戲"的產生，是戲曲表現現代生活與表現曆史生活的爭論在"左"傾思想支配下上升到政治鬥爭的結果。1962年9月，毛澤東在中央八屆十中全會上把階級鬥爭擴大化。1965年初，他又錯誤地提出批判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說法。這種思想被少數在政治上有野心的官員們利用。1963年元旦，柯施慶在上海部分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提出"寫十三年"的口號，要求文藝工作者大寫新中國成立以來十三年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題材。4月，中宣部召開文藝工作會議，會上就"寫十三年"的問題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周揚、林默涵、邵荃麟等人認為這個口號有片麵性，批駁了隻有寫社會主義生活才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錯誤論調。張春橋用所謂"寫十三年十大好處"進行辯解。此後，"寫十三年"的口號實際上取代了"三並舉"的劇目方針。在這種狀況下，戲曲界在批判曆史劇的同時開始孤立地發展現代戲。1963年5月6日，《文彙報》發表文章，批判孟超的昆劇《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從此，全國展開了批判所謂"鬼戲"的熱潮。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就文藝工作做出批示，認為："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又指出："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作了關於文藝工作的第二個批示，他說："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毛澤東的兩個批示對文藝界的形勢作了錯誤的估量，為文藝界接下來的所謂整頓提供了理論依據。之後，文藝界展開了整風運動，夏衍、田漢等人受到撤職、批判，激烈的政治鬥爭在文藝界包括戲劇界展開。1964年夏天舉辦的京劇現代戲觀摩大會在取得了巨大成績的同時，因江青、康生等人的插手，也出現了粗暴否定優秀戲曲劇目、打擊文藝工作者的不良傾向。江青在大會之前就分別以歌頌錯誤路線和形式不倫不類等罪名否定了中國戲曲研究院實驗京劇團排演的《紅旗譜》和根據豫劇移植的《朝陽溝》。康生在彙演總結大會上點名攻擊京劇《謝瑤環》和昆劇《李慧娘》是"大毒草"。1965年11月10日，由江青等人策劃、姚文元署名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在《文彙報》發表，專橫地認為《海瑞罷官》是"一株毒草"，汙蔑劇中所寫的"退田"和"平冤獄"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是為了煽動地富反壞右和牛鬼蛇神"同無產階級專政對抗"，"使他們再上台執政"。《人民日報》等報刊先後轉載了這篇文章，一場以批判《海瑞罷官》為開端的並觸及一係列文藝作品和人物的政治批判運動在全國展開，這場大批判成為日後"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