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書糅合各種古文字加以考釋，內容顯得有些龐雜，錯誤也較多，因此不為古文字學者所重。其實書中頗有一些很好的創見。例如唐蘭在《古文字學導論》裏釋甲骨、金文的字為巫（《導論》166～167頁），此書早就如此釋了（《古籀篇》卷八·7下）。最後，簡單提一下這一時期裏古文字研究在文字學上的重要貢獻。統治文字學界2000年之久的六書說，實際上是漢代學者主要根據他們對小篆的理解建立起來的，並不能很好地說明較古的漢字的構造。唐蘭在《古文字學導論》裏提出了象形、象意、形聲三書說。陳夢家在《殷虛卜辭綜述》裏提出了象形、形聲、假借三書說。他們衝破了六書說的樊籬，對文字學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在漢字起源問題上，唐蘭等古文字學者也批判了過去的一些不合理的說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新石器時代陶器上的符號的大量發現，尤其是大汶口文化象形符號的發現，使漢字起源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更為深入的階段。由於《說文》古文的性質有了明確結論，並由於對各種古文字的研究越來越深入，古文字形體、結構發展變化的過程越來越清楚了。70年代秦簡等新資料的發現，使大家對隸書的形成也有了比過去正確的認識。這一時期的古文字學者，對《說文》篆形和許慎講字形和本義的錯誤指出得更多了。可惜在這方麵還沒有一部總結已有成果的高質量的專著。在傳統文字學得到改造的過程裏，古文字學起了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