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啟蒙哲學 《明夷待訪錄》
中國的封建社會發展到明清之際，就開始走下坡路了，尤其是當人們親眼看到自己平日頂禮膜拜的明王朝被推翻以後，便不免陷入困惑之中：這個社會到底是怎麼了？毛病出在哪裏？如何才能把它調治得好一些？明末清初的許多思想家都在思考這一問題。黃宗羲在抗清複明鬥爭失敗後，也開始了這一思考。思考的直接結果就是中國近代思想啟蒙的宣言書——《明夷待訪錄》的誕生。
《明夷待訪錄》草成於清康熙元年，次年冬補充修改完畢。書名中的“明夷”二字是《易經》中的一卦，卦象為坤上離下，即，坤為地，離為火，象征沉沉大地下隱藏著光明的火種，以此來喻賢者在困境之中，外似柔順，內心明智。這顯然寄寓了黃宗羲對明亡和抗清失敗的痛心和疾憤。在這部書中，黃宗羲處處采用曆史比較的方法，探討社會治亂的原因，尋求醫治病態的封建社會的良方。正如他在本書的序中所說，此書是他向往“三代之盛”而寫成的一部“為治大法”。正因為此，這部書到處顯露著對封建社會進行批判的鋒芒。所以，全祖望在為《明夷待訪錄》寫的跋中說，此書“原本不止於此，以多嫌諱，弗盡出”。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為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的顧炎武，在讀了《明夷待訪錄》以後，給黃宗羲寫信說：“我把《待訪錄》讀了幾遍，於是知天下未嚐無人。有了這部書，百王之弊就能夠祛除了，而三代之盛也就可以慢慢恢複了。”又說，“古代的仁人君子，著書立說，都是為了等待後世賢明君主的到來，從而推行其主張。”這就和黃宗羲自己在《明夷待訪錄·序言》中說的：“我已經老了，就如同箕子被訪時差不多。但是，我怎麼能因為太陽受到了傷害，就不說話了呢？”恰好互相印證。顧炎武曾寫過一部名為《日知錄》的書，來探討中國封建社會的治亂根源，並自謂書中所論“同於先生（黃宗羲）者十之六七。”但是，與顧炎武的《日知錄》相比，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更具有反對封建主義和近代思想啟蒙的性質，正像他作為一個剛剛從杭清前線下來的人滿身充滿著火藥氣味一樣，這部書也到處充滿著戰鬥的氣息。所以，有人認為黃宗羲的這部書類似資產階級的“人權宣言”，是有道理的。當代哲學史家馮契先生則稱此書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係統地闡述民主主義思想的著作。”
那麼，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究竟說了些什麼？他的民主主義的啟蒙思想究竟有些什麼內容？他認為中國社會的問題出在哪裏？該如何調治？翻開這部劃時代的啟蒙巨著，我們將會聽到一代大師的娓娓訴說。
黃宗羲認為，給當今社會帶來禍害最大的是君主，“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因此，要醫治中國社會，就要拿君主開刀。而在君主製問題上的一個關鍵就是人們不知道君的職分是什麼。他指出：君主的真正的職責應當是為天下萬民興利除害，使“天下為主，君為客”，遺憾的是當代的君主都認識不到這一點，這就給天下萬民帶來了災難。
古時侯的人，由於他們認識到君主的職責就是為天下百姓興利除害，因此，他們大多不願做君主。但是，古人不願做君主，倒不是因為他們的思想覺悟有多高，而是由人的自私自利的本性決定的。這當然是黃宗羲的看法。黃宗羲為了反對封建統治階級對人們正當的利益要求的扼殺，提出了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的觀點。這在當時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他說：“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而自私自利的結果就是天下的公利沒有人去興辦，天下的公害沒有人去除掉。這時侯就需要有一個人來領導大家興公利、除公害，這個人必須“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因此，這個人所付出的勞動必定會千萬倍於天下之人。付出了這麼多的辛勞，自己又不能全享受到，這當然是天下人所不願意幹的。因此，古時侯的人們並不怎麼看重皇位，如堯帝時候的許由和夏代的務光，就都不願做君主。傳說堯帝要把君位讓給許由，他逃到箕山下，農耕而食。後來，堯又請他做九州長官，他又到潁水河邊洗耳，表示不願聽到。堯和舜雖然做了君主，但最後都把君位讓給了別人。禹最初不願做君主，但後來不得已，才隻好去上任。為什麼古代之民不戀王權顯位，難道他們真的與今人不同嗎？黃宗羲回答說：“古代的人民把天下看做是主，把君看做是客。君主辛辛苦苦操勞一生，隻是為天下萬民謀求福利，自己則一無所得。”因此，古代的君主不是奴役人民的貴族，而是為民服務的公仆，而好逸惡勞又是人之常情。如此以來，誰還汲汲於王權顯位呢？
但是，自周代以後，情況就不同了。君主的地位逐漸地發生了變化，君主和天下的關係也就漸漸地被顛倒了，變成了天下為客，君為主。黃宗羲說：“當今之民則把君看做主，把天下視為客。如此以來，天下之民縱然沒有立錐之地，也仍要老老實實地接受君主的統治，從而保持社會的安定。因為這都是為了君主啊！”正因為如此，現在的君主都認為天下百姓的受利或蒙害，都是由自己決定的，所以，即便是把天下之利都歸於己，把天下之害都歸於人，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但是，以皇帝為首的封建統治集團對自己是一套，對天下人民又是另一套。他們自己在大撈其利的同時，又不斷地向人民宣傳貴義賤利的說教。天長日久，就使得天下百姓不敢自私，不敢自利。這樣以來，天下百姓的大公無私，就成了君主的莫大之私，同時，建立在萬民痛苦之上的封建君主的一人之歡樂，本是私中之大私，卻被美化為天下之大公。開始的時侯，某些開明的封建君主可能還有些慚愧，但時間長了，也就心安理得了。並且，進一步把天下視為自己的莫大之產，傳給子孫，讓子孫也受用無窮。漢代的開國皇帝漢高祖劉邦，少時不務正業，遊手好閑，他的父親曾指責他說：“你連你的二弟都比不上。”等劉邦做了皇帝，對老父親說：“我所創下的產業，與老二相比，到底誰多呢？”可見，劉邦是把天下國家視為自己的私人產業。
由於封建君主把天下看成是自己的“莫大之產”，因此在爭奪這一產業的過程中，就去茶毒人民的肝腦，離散人民的子女，如此血腥殘酷，他們不但不感到慚愧，反而還恬不知恥地說“我這是在為我的子孫創業啊”！當他們得到天下以後，又“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他們像使用奴隸那樣來使用天下百姓，並且還說什麼“這是我產業的花息啊”！由此，黃宗羲得出結論說：“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
黃宗羲指出，由於封建君主的大私給天下百姓帶來了大害，因此，天下百姓怨恨其君，“視之如寇仇，名之為獨夫”，是理所應當的。但是，麵對如此惡劣的君主，居然還有人給他們搖旗呐喊，捧場助威，這就是後世的許多恂恂小儒在那裏隨聲附和地說什麼：“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以至於連夏桀、商紂這樣殘暴的君主，後儒都說商湯和周武王不該殺他們。然而，這些迂儒腐士，這些封建君主製的衛道士們，對於在封建製度下被殘殺的千萬人民的血肉之軀，卻漠然視之，甚至把他們看做是與“腐鼠”無異的東西。麵對中國後期封建社會中的這一嚴酷現實，黃宗羲大聲質問：“難道天地之大，於萬人萬姓之中，就應該單單偏袒君主一人嗎？”同那些為封建帝王和封建統治階級高唱讚歌的衛道士們相反，黃宗羲認為：殺死商紂的周武王是聖人，孟子“民為貴，君為輕”的呼喊，是聖人的呼喊。
黃宗羲還深刻地指出，封建君主費了那麼大的勁，好不容易奪取的“天下之產”，就真能傳之子孫，受用不盡嗎？他說：“並非如此。因為既然天下是一個大產業，那麼，天下之人誰不希望得到它呢？但是，以君主一個人的智力和能力又怎麼能勝得過那麼多企圖奪取天下的人的智力和能力呢？因此，黃宗羲認為，任何奪取了天下的君主的統治都是暫時的，其最終結果都是天下重歸他人之手，區別隻在於統治得好一點的君主，可維持數世，統治得不好的君主，則有可能禍及自身。即便是那些統治得好一些的君主，災禍雖然不會在他自己身上發生，但“其血肉之崩潰”，也會在他的子孫身上出現。所以，古人希望不要出生在帝王之家。譬如說，明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進北京後，明思宗朱由檢先殺了自己的女兒，後自縊身亡。他在殺自己的女兒前，沉痛地對女兒說：“你為什麼要出生在我的家啊！”這話是多麼的令人痛心啊！鑒於此，黃宗羲感慨地說：“不能以自己做皇帝的片刻之淫樂去換取日後血肉崩漬的無窮之傷悲，這是那愚蠢的人也懂得的道理啊！”以此來勸誡那些汲汲於王權君位的人。
黃宗羲認為，當代的中國社會之所以陷入病態，不僅在於“君道”出了問題，人們對君主的真正職分不清楚，而且還在於“臣道”也出了問題，人們不明白為臣的真正職責。
君為臣綱，臣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君，這是封建社會的政治準則，所謂“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就是這一準則的體現。黃宗羲以啟蒙思想家的大無畏的精神，勇敢地向這一統治了中國社會幾千年的封建準則提出了挑戰，他尖銳地指出：“天下的治亂，並不在於封建君主一家一姓的興亡，而在於天下萬民的優苦和歡樂。”把天下治亂的根源歸結為萬民的歡樂和憂苦，這就為我們審視中國封建社會提供了一個正確的視角。他舉例說，夏桀和商紂都是曆史上的君主，他們分別為商湯和周武王所殺，但桀、紂之死，桀、紂一家一姓的滅亡，並沒有帶來天下的混亂，相反，倒是出現了一個相對太平的世界。秦王贏政戰敗六國，統一天下；蒙古貴族入主中原，建立了統一的大元帝國，但他們一家一姓的興起，也未給天下帶來祥和與太平，相反，倒是出現了更加混亂的局麵。由此可見，封建君主一家一姓的興盛和滅亡，並不就是天下萬民的興盛和滅亡，君主並不等於天下國家。
從以上思想出發，黃宗羲提出了怎樣做臣以及什麼樣的人才是真正的臣的問題。那麼，什麼才是真正的為臣之道呢？看君的眼色行事，乃至殺身以報其君，這算不算好臣呢？黃宗羲說：不算。不但算不上好臣，而且連臣的資格也夠不上。因為隻知道著他人的眼色行事，任憑他人如何嗬斥而不溫不怒，這是兒子用來事奉父親的方式。但若以事奉父親的方式來事奉君主，就不妥了。至於有些人，為了君主而甘於自“殺其身”，其無私的精神可說已臻極境，但若講到能否是一個合格的臣，黃宗羲認為，“猶不足當之”。他要求人們明確，臣並非“為君而設”，而是“為天下也，非為君也；為萬民也，非為一姓也”。如此說來，臣的真正的職責就是“為天下”、“為萬民”，以天下萬民為己任。黃宗羲認為，如果每個做臣的人真正明白了自己的這一職分，那麼即便是“君主用形威和權勢來強迫我，也不敢苟且屈從”，即便是“立身於朝廷之上”，對於君主的“不道”言行，也不敢盲目認同。隻有這樣做臣才合乎為臣之道，隻有這樣的臣，才是真正的臣。至於那些拜倒在君主的聲色形怒之下的人，那些“殺身以事其君’的人，他們不是臣，而隻是“宦官妻妾”，是君主的“私觀者”。
從以天下為己任的指導思想出發，黃宗羲主張重建一種新型的君臣關係，這就是以師友關係為基本內容的君臣關係。他說：“臣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仆妾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意思是說，大臣出而為官，如果能夠以天下為己任，輔佐君主為天下人謀福利，那麼，君臣之間就是師友關係。相反，大臣出而為官，不思為天下人謀利，而一心巴結討好君主一人一姓，這樣的大臣就是君主的仆妾。黃宗羲認為，“師友”關係與“主奴”關係有本質的不同。如果君臣之間是師友關係，那麼臣的使命就是規勸君主避免過失，這樣的臣就是賢臣。如果君臣之間是主奴關係，那麼作為奴婢而出現的臣隻能使君主出現更多的過失。因此，真正的臣應當以師友的身份規勸君主避過就正。但是令黃宗羲感到遺憾的是當世的“小儒”、“奴婢”都不這麼做，他們“舍其師友之道，而相趨於奴顏婢膝之一途”。如此以來，就把君臣之間正常的師友關係變成了不正常的主奴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