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宗海
唐宗海字容川（一作蓉川）。四川彭縣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生；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卒。醫學。
唐宗海少年讀書，準備考科舉，稍長即善書畫，並精通《易經》。因其父親多病而自學醫學，攻讀《內經》、《傷寒論》及曆代其他名醫著作，逐步掌握了醫學知識。他常與登州（今山東蓬萊）張士驤、夔門（在今四川）張漢槎等切磋醫理。由於醫術精湛，名望很高，先後有數十人隨他學醫。光緒十五年（1889）中三甲第35名進士，授禮部主事，並應詔為慈禧太後治病。嗣後，遷居京、滬、粵等地，以行醫為業。在滬之時，當地鄧甚章先生遇到一例疑難病證，難以下藥，延請唐宗海診治，經他治療後，患者很快痊愈。此舉使上海醫界為之震驚，鄧甚章先生更是佩服，譽他為“津梁”。唐宗海暮年返回家鄉，後在彭縣故世。他的兒子唐祖鑒（字鏡民）兼通醫學，曾校刊唐宗海所撰《醫易通論》一書。
唐宗海生活的晚清時期，正是西洋醫學日漸盛行於我國之際。當時醫界在西醫傳入的問題上反響不一，有的擔心西醫一旦紮根中國，中醫可能受到排擠，故力主限製西醫；有的認為中醫理論缺乏科學性，主張以西代中。唐宗海認為：“西醫剖視，隻知層析，而不知經脈；隻知形跡，而不知氣化。與中國近醫互有優劣。”兩者理論體係和說理方法雖然不同，但根本原理是一致的。他指出，中醫如要提高，就應該吸取西醫的長處。倡言“損益乎古今”，“參酌乎中外”，主張“不存疆域異同之見，但求折衷歸於一是”，以使醫學能夠“善無不備，美無不臻”。
他認為“內、難及仲景之書極為精確”，而“宋元以來尤多紕繆”，因此，在對《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等中醫經典著作進行注解或補正時，多以西醫的解剖、生理學知識來印證中醫理論的正確性。他認為中醫學中的經脈，與西醫所稱的“管”，實質是一致的；西醫所說的胰液、胃液、膽汁等，在中醫學中則稱為“津液”；三焦就是人體腹腔內的大網膜，是氣血水津的通道。在藥物方麵，他對中藥的氣味、歸經、配伍等理論進行了探討，用中藥的氣味和西藥的實驗理論解釋中藥的功用，指出中藥的性味功能是在長期實踐中總結出來的，與西藥的實驗研究並無根本區別。這些觀點雖有不少牽強附會和錯誤之處，但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他能大膽地引用西醫知識來印證和解釋中醫理論，駁斥對中醫學術的攻擊，在我國醫學發展史上是有積極作用的。後人在劃分中醫學派時，推他為中西醫彙通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臨床上，唐宗海擅長內科，尤其對各種出血病證很有研究。他從理論上闡發了氣血水火之間的關係，指出人體的一切生理活動，都是陰陽二氣不斷運動所形成的，陰陽就是水火，而水火又是氣血生成的本源，“水即化氣”，“氣與水本屬一家，治氣即是治水，治水即是治氣”；“火即化血”，“血與火原一家”，“治火即是治血”。而氣血水火又是相互維係，運血者是氣，守氣者是血，所以在病理情況下，水病可以累血，血病也會累氣，“氣結則血凝，氣虛則血脫，氣迫則血走”。並結合臨床實際，辨析出血的原因，闡明吐血、咳血分別是胃氣不能下行、肺氣不能清肅下降所造成的，咯血又是腎氣不能潛納的結果。在治療上，他通過臨床經驗的總結，根據髒腑的生理功能和氣血的特點，強調應該以調氣和氣為主要原則，還需分髒腑和標本先後。由於脾胃是血的生化之源，故治療血證切不可忽視脾胃，而通過瀉心火又可以止血，通過補肝就能補血。在具體措施上，他提出止血、消瘀、寧血、補血四個大法。認為在出血的時候，特別是急性大出血，“惟以止血為第一要法”。在血止以後，體內必有瘀血，如不及時祛除，就會出現許多變證，所以消瘀是第二要法。在血止瘀消之後，體內氣血的循行還不能安謐平靜，出血可能複發，必須及時安定氣血，才能鞏固療效，故以寧血為第三要法。出血之後，因脫血原因，往往出現虛損的證候，所以把補虛列為第四要法。他的這些論述和係統的經驗總結都有超越前人之處，充實、發展了中醫學的氣血理論，並為後人治療出血病證開辟了新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