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往來
印刷術西傳經過
我國印刷術發明後，就逐漸向國外傳播。首先是朝鮮、日本和東南亞諸國，之後又通過伊朗、埃及傳及歐洲，西傳的經過頗為曲折，而且時間長達800年之久，我國在公元7世紀已經發明了印刷術，而歐洲正式開始采用是在公元14世紀末，這是什麼原因呢?為什麼印刷術不像造紙術，養蠶那樣通過“絲綢之路”迅速傳到西方呢?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謎，流行著不同說法。
一、英國學者李約瑟在《中國科學史》一書中認為，“印刷術西傳之舉，可能是由維吾爾人在蒙古時期完成的……如果印刷術由東方傳到西方的過程中有過那麼一個中間環節的話，即熟悉雕版印刷又熟悉活字印刷的維吾爾人極有機會在這種傳播中起重要作用。”公元9世紀，回紇人維吾爾族居住在甘肅西部和新疆東部，這裏當時處於中西交通的樞紐地帶，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1902～1907年，在吐魯番的古代遺跡中，發現了大量的印刷品的殘頁和碎片。對這些印刷遺物的分析表明，約在13～14世紀的時候，回紇人的印刷工業曾經相當發達，而且，回紇人的印刷術是源於宋朝和元朝的。1907年的敦煌千佛洞發現的回紇人的木活字，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活字。這完全是按王楨的方法製造的。回紇人也曾大量印刷書籍，隨著書籍的流傳，把我國的印刷術也傳到了中東一帶，直到埃及，並經由那裏影響到歐洲。
二、波斯(今伊朗)是我國印刷術西傳的另一中繼站。元太祖成吉思汗在公元1221年攻占波斯，也把漢、蒙等民族的文化帶到了波斯。這以後，波斯逐漸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但是由於宗教的原因，波斯的印刷事業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伊斯蘭教徒認為，真主像是不能印刷的。公元1294年，伊爾汗國曾都塔布裏茲，用雕版印刷術印刷，發行過一種紙幣，紙幣是依照元朝的“至元寶鈔”用漢字和阿拉伯文兩種文字印的，這顯然是效法中國的印刷術。可是，這次紙幣的發行引起了很大的騷動，僅發行三天就以失敗告終。此後阿拉伯的文獻就再沒有從事印刷的記載。由於阿拉伯世界對於印刷不感興趣，因而延遲了印刷術迅速向西方傳播的過程。但是，印刷術的優越性還是吸引了有些阿拉伯人。在19世紀末，埃及發現了50張阿拉伯文印刷紙片，其中有《可蘭經》殘頁。據西方學者斷定，這些印刷品是公元900～1350年之間的產物。在這段時期，埃及地區正處於伊朗統治之下。這是阿拉伯地區有人從事印刷的鐵證。波斯著名的曆史學家拉施德在其公元1310年完成了名著《世界史》中，也有關於中國的印刷的詳細描述。波斯的印刷品和拉施德的名著都曾經流傳到歐洲，這對於歐洲人認識印刷的意義、作用和方法是有幫助的。
三、從1097～1270年，歐洲發動了八次十字軍東征，十字軍把中國的印刷品如紙牌、版畫陸續帶到歐洲。豐富了歐洲人對印刷的認識。在13世紀中葉到14世紀中葉，許多歐洲人到中國，回去後寫書談到中國紙幣的情況，意大利旅遊家馬可·波羅，曾於1275年到1295年留居中國，歸國時帶去了元朝的紙幣，並在他的《遊記》中有詳細的記載。歐洲一學者曾經講過，歐洲雕版書籍幾乎在一切方麵都和中國的模式完全相象，“我們隻能認為，歐洲雕版書的印刷方法也一定是嚴格按照中國的樣品複製的，把這些樣品書帶到歐洲來的是早期去過中國的人，隻是他們的姓名沒有能夠流傳到今天而已。”14世紀末，德國的紐倫堡已能夠印出宗教版畫，意大利威尼斯也成了一個印刷聖像的中心，那些來過中國並且看到過中國雕版印刷的歐洲人則是在中國居留期間，直接從中國印刷者那裏學會這項與歐洲傳統迥異其趣的技術的。”
四、13世紀中葉到14世紀中葉，中國的北麵俄羅斯也為蒙古人所統治，印刷術有可能先傳入俄羅斯，再由俄羅斯傳入歐洲，因為俄羅斯貨幣中有印有顏色的皮革或毛皮的皮幣，這當然是仿照大汗印的紙幣。17世紀西班牙史學家剛柴豐說過：“中國人懂得並使用印刷術，比穀騰堡要早500多年。”他推測這個發明，是經過俄國與莫斯科或經過紅海與阿拉伯傳到德國。”
五、元朝初年，由於連年戰爭，蒙古軍許多懂得雕版印刷的工人，與所到之處的群眾、部隊都有接觸，於是，諸如版畫、符咒、紙牌、紙幣一類的印刷品隨之傳入，使得這些地方的一些城市，成為推行雕版印刷活動的活躍地方，對歐洲產生印刷術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中國印刷術的西傳經過，錯綜複雜，爭論迭起，人們想在短期內得到一個大致的回答，是很困難的。
埃及玻璃何時傳入中國
在世界科技發展史上，最早製造玻璃的民族是埃及人。據說在上古以前，埃及人采用蘇打作溶劑的方法從沙中提金，偶而發現了製造玻璃的方法。那時埃及人製造玻璃的原料是一種納和鈣的矽酸鹽類的自然物，通常取之於蘇打和石灰石，比現代玻璃含有更多的鐵和鋁的氧化物，以及氧化錳和堿，另外還常有少許的鎂。埃及人最早製造的玻璃器皿是乳色玻璃，它是用埃及被稱為雪花石膏的方解石精製而成，具有乳白色的半透明性質。到了公元前1580至前1314年的埃及十八王朝時，埃及已擁有許多玻璃工人，能製造出各種透明和半透明的玻璃器皿和珠子。
中國古代最早出現的玻璃並非國內製作，而是由埃及輾轉引進，這是科技史研究者已經達成的共識；但是，古埃及的玻璃是在何時傳入中國的呢?在這一問題上存在著一些不同的看法。
有一種說法是在公元前1001至前947年的周穆王時期傳入的。據《十洲記》記載，西湖曾經向周穆王進獻被譽為“白玉之精”的玉杯。這種穆王的夜光杯，即使不是完全透明的玻璃杯，也很像是用埃及乳色玻璃所造的雪花石膏杯，而祁連山玉多以綠玉為主。古籍所載的夜光常滿杯，以“白玉之精”這樣崇高的稱頌來衡量，和祁連山玉這種石夫玉實不相稱。因此其來源應當是個遙遠的文明古國，這樣的文明古國，當時隻有以生產雪花石膏和玻璃著稱的埃及才能相當。據此他們認為在公元前10世紀，由居住在中國西北的伊朗語係民族進獻的夜光常滿杯，應是埃及用雪花石膏製成的乳色玻璃杯。
但不少學者懷疑此說隻是一種假托和猜測。他們認為，近年考古發掘提供的實物表明，南方沿海地區自公元前5世紀以來，到公元三四世紀一直是中國玻璃製造的重要基地。廣州至少在公元前2世紀起，即已擁有自己的玻璃製造業，它的興起很可能和印度有過技術上的交流。因為埃及玻璃要遠銷中國，不論陸路或海道，必須經過南亞次大陸，因此中國最初知道埃及玻璃，都從印度運入。這些事實表明，埃及玻璃製品大致從公元前2世紀便已開始流入中國，一直繼續到公元五六世紀。個別的屬於公元前五六世紀年代的長沙楚墓中已發現了埃及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從北方運進中國的玻璃大都經過帕格曼，由南方輸入的玻璃大都由南印度、中南半島諸國轉運。
而埃及玻璃何時傳入以難達到一致的結論，在由此引出的埃及玻璃製造技術何時傳來這一問題，同樣存在著相異的見解。一種長久流傳的說法認為是在5世紀上半葉由大月氏輸入中國。持這一說法的人認為，《魏書》卷102《大月氏傳》曾經記載，在北魏太武帝(424—452)時，有個自稱“能鑄石為五色玻璃”的大月氏商人來到北魏首都平城(山西大同)，在那裏燒煉玻璃，獲得了光澤勝過西方玻璃的成績，並建造了一座可容百人的玻璃宮。由於大月氏玻璃工匠傳授了製造五色玻璃的技術，使得當時的中國北方有能力成批生產彩色玻璃。這個精通玻璃製造法並販運玻璃製品的大月氏商人，大約正好來自亞洲南部的玻璃製造中心塔克希拉，那裏由於素來與古埃及的玻璃製造業交流技術，一直在玻璃製造方麵處於先進地位。
與此不同的一種見解是，還在3世紀時，我國南方與非洲有直接交通的交州、廣州沿海一帶已首先從埃及引進了先進的玻璃製造技術。東晉著名的煉丹術家葛洪在《抱樸子·內篇》中已提到了仿造埃及玻璃碗，使玻璃製品進入日用器皿領域。交、廣兩州的設置在3世紀初，三國孫吳統治交州，公元225年始分交州為交、廣二州，從這以後，兩地便開始有仿造埃及水晶玻璃的製作技術，因而很快便研究出埃及玻璃之所以比其它地區的製品精巧，首先取決於五種成份的配製。這五種成份就是矽土、蘇打、石灰、鎂和氧化鋁，都有一定的配製比例。這與現代科學對埃及古玻璃的鑒定結果是相一致的。埃及玻璃由於它的耐高溫性能，比中國玻璃碗更能適應驟冷驟熱的要求，因而在當時具有更多的實用價值。廣州玻璃製作業通過吸收先進的埃及工藝，便能按照埃及玻璃的配方，製造出本國生產的單色或多色透明玻璃碗。這一創舉，使中國南方的玻璃製造業大步向前推進，遠遠超過了北方黃河流域的傳統玻璃製造業。不過這種工藝上的突破和創新，受到了地理上和行業上的嚴重局限。埃及水晶玻璃製作技術傳入廣州以後，因銷路不廣而很快失傳了。直到18世紀乾隆年間才再次由歐洲天主教士傳入宮廷。
至於埃及玻璃傳入中國的時間，仍然需要不斷的深入研究，在新的世紀，相信會有更大進展。
中國瓷器何時傳入阿拉伯
瓷器，是中國的一大發明，也是中國曆代勞動人民辛勤勞動的結晶。中國瓷器在世界上享有最高的榮譽。英文裏麵“China”一詞，有個特別的含義，那就是“瓷器”。由於中國造瓷最早，影響極大，外國人就稱中國為“China”。由此可見，中國瓷器影響之深。
中國瓷器傳入阿拉伯世界，也如同造紙術、養蠶那樣通過“絲綢之路”，即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經敘利亞，以達地中海各國如腓尼基，以巴勒斯坦等商埠。除了這條陸路之外，還有海路，唐代四大港(交、廣、泉、揚等州)，北宋三司(廣、杭、明等州)，南宋四大港(廣、杭、明、泉)，元代八大港(廣州、泉州、漳州、溫州、慶元、杭州、澉浦、上海)都是瓷器出口的大港。外銷瓷離中國後，船經波斯灣、巴士拉、巴格達至埃及；或巴博、席拉夫、薩巴拉至埃及。這是一條“充滿艱難困苦的陶瓷貿易之路，“是一座東西文化的橋梁。”那麼，這條路何時開通?橋梁是何時架起的呢?這是一個至今仍爭論不休的饒有興趣的題目。
一曰始於公元7世紀。《中國曆史博物館館刊》1981年第3期刊載一文“伊朗乃沙布爾出土的唐越窯碗”認為，從考古發現的可靠材料來推斷，唐代前期中外文化交流頻繁，商業貿易擴大，作為新興商品的瓷器大量行銷印度、伊朗、伊拉克及埃及等地，阿拉伯南海岸和非洲東海岸索馬裏、肯尼亞、莫桑比克等遺跡中都發現有我國殘瓷器。
二曰始於公元8世紀。日本學者三上次男著的《陶瓷之路》一書認為，從1912年英國人發掘9世紀最為昌盛的埃及開羅南部福斯塔特(Fostat,13世紀末逐漸荒廢)遺跡，獲得了若幹唐三彩陶片和邢、越窯殘器，還有刻劃蓮花、鳳凰等紋樣的殘片中可確定這些瓷器年代最早的是8世紀的唐代，所出土的中國陶瓷數量與其它遺址比較，還是占絕對的多數。這不僅是研究中國陶瓷、而且是探討中世紀埃及和中國貿易極為重要的材料。
《中國的瓷器》一書也認為，在8至17世紀這800多年中，埃及不斷輸入各種名窯陶瓷，而當中國陶瓷的新品種以優美的姿態出現時，不論在什麼時代，馬上就能仿製出來，如唐三彩、白釉瓷器、越窯青瓷等不一而足，當時中國的瓷器因其時髦款式而盛行於埃及。
三曰始於公元9世紀中葉。阿拉伯商人蘇雷曼(Sulayman)就是經過海路來中國經商的。851年(唐大中五年)，他寫的一部遊記講：“中國人用陶造用品，透明如玻璃，裏麵加了酒，從外麵可以看到。”瓷器既然被阿拉伯人欣賞稱讚，運到阿拉伯去的一定有相當數量，且在人民大眾中間享有顯赫的聲譽。
在對伊拉克北部的沙麻拉城這座九世紀中葉阿拔斯王朝的臨時首都遺址的發掘中，曾發現了許多阿拉伯的瓷器，都是模仿中國瓷器製造的，同時還發現許多從中國運去的瓷器。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拔圖塔在其遊記中寫道：“中國瓷器僅產於刺桐城(泉州)與廣府(廣州)。用當地山上泥土燔燒成炭。先在泥中加上一種當地特產的礦石，燔燒三日後取出，再潑之以水，使之發酵。優質瓷器，須發酵一月，但不宜再久。中國瓷器銷經印度和其它各地，甚至運到摩洛哥。”
四曰始於晚唐五代。馬文寬、孟凡人著的《中國古瓷在非洲的發現》一文認為，從考古資料看，在非洲約有17個國家和地區，200餘個地點發現中國古瓷，散布的地域廣闊，數量驚人，瓷器種類豐富，延續時間很長。非洲發現的中國古瓷，包括在絕大部分唐朝主要窯口所生產的瓷，對這些不同古瓷品種、窯口和年代的分析，可形成一個粗略的中國古瓷從晚唐到清代中葉的年代發展序列。晚唐五代瓷器的外銷情況，在西亞文獻中也有反映。如西亞學者貝哈基在1059年(宋嘉佑四年)談到“巴格達的哈裏發柯倫·阿·拉西德統治時期(787—807年，即唐貞元二年至元和一年)，東波斯霍拉桑地區的統治者阿裏·伊本·伊薩曾獻給這位哈裏發20件中國禦用瓷器及2000件一般瓷器。巴格達驛長伊本·考爾達貝在847—881年間寫了《郡國道裏誌》一書。書中提到中國幾個名港，著重指出“中國出口貨物有精美的瓷器。”。總之，從晚唐五代時期製瓷業的發展，外銷瓷的燒製、海外貿易與海外交通的發展，國外瓷器大量出土以及國外文獻資料等方麵斷定，在晚唐五代時期，瓷器作為外貿商品，已經大量地輸往阿拉伯世界。
從現存的考古材料和文獻資料來看，阿拉伯世界從中國傳入瓷器不會早於公元7世紀，但是，這個時期規模小，限於少數國家和地區，至公元八九世紀，瓷器大量地輸入阿拉伯世界，形成規模效益，此說能否成立，亦是一個未知數。要徹底解開這一曆史啞謎，看來還得有待於考古工作者和史學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中國人是美洲大陸的最早發現者？
眾所周知，哥倫布在1492年10月12日，在水天相連的大西洋上飄泊兩個多月後，終於率領一些水手，在今巴哈馬群島中綠樹成蔭的瓦特林島登陸。當時他誤以為所到之地就是印度，因此稱當地居民為“印第安人”。新航路的開辟給歐洲社會經濟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影響，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辟了新的活動場所。……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長，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哥倫布作為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大功臣，自然為今人家喻戶曉。
自從兩個世紀以前，學者們提出了一個嶄新的見解：殷人航渡美洲。雖然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是人所皆知的史實，但實際上，中國名僧慧深比哥倫布早1000年前已經先期發現美洲大陸，並曾墨西哥等地居留活動約40年。公元5世紀末，慧深回國後，將其親身經曆公諸於世，正式載入了史籍。早在1500年前，中國和美洲人民已經開始交往，隻是從當時情況看，雙方的交往主要在民間而不是在官方進行，而交往方式主要是佛教文化傳播，而不是穩固的政治經濟關係。
盡管中國與美洲“相去三萬裏，晝夜相北馳”，但是幾十年來大量的文物考古證明：太平洋兩岸的文化習俗有許多相同或十分相似的地方。在秘魯發現了一尊奇特的美洲女神裸銅像，她雙手提著銅牌，兩麵銅牌上各鑄有“武當山”三個漢字。像這類印有古漢字的文物在美洲已發現140多個，從行文字體判斷，上自殷商，下至南宋，幾乎曆代時期都有。最近在墨西哥發現了一方“大齊田人之墓”的漢文石碑，它是我國戰國時代或秦末從山東沿海乘船逃亡到美洲大陸的齊田人的遺跡。這些都是古代中國與美洲開展交流的物證。
人們還發現，表明中國與美洲早有姻緣的民情風俗就更多了。在墨西哥南部有一口“聖井”，天旱求雨時要選送美貌少女投入井內，類似我國古時“河伯娶婦”的傳說。我國古代石刻和帛畫中的神祗，在墨西哥許多地方的古代石刻中也時有所見。笛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首創發明的，而在秘魯出土的銀笛和在墨西哥發現的陶笛，笛管的設計和笛孔的距離，竟然與我國的一模一樣。另外兩地還有許多有趣而發人深思的共同點，比如中美洲威哥爾印第安人和中國人的麵貌十分相像，因此墨西哥人幹脆把他們叫做“秦佬”，意思是“中國人”。難怪當地有的印第安人見了華人，竟然以“同鄉”稱之。中國與美洲的文化習俗如此相似，顯然不是一種偶然的巧合現象。
在爭論不休的舌戰進行過程中，各類文獻史料也不斷出現在諸家佐證之中。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墨西哥和美國加利福尼亞的太平洋沿岸的淺海中發現了許多先人留下的“石錨”，為早期中國古人橫渡太平洋提供了新鮮材料。一係列的新發現表明，這是兩三千年前來自中國的古船留下的物件。我國古人把錨叫做“石丁”或“碇”，人們把這種石頭固定在船上，起著船錨的作用。
經過學者們考證，原來大約在3000年前的我國殷商末年，一批逃亡的中國人就已到達中美洲的墨西哥，甚至在拉文塔地方建立了自己的都城，因為在這裏發現了眾多具有濃厚殷商文化特征的虎神崇拜、石斧石像、饕餮紋和十分類似甲骨文字樣的文物遺跡。這些學者進而提出：古代墨西哥著名的奧爾梅克文化的突然興起，和外來殷商文化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為什麼我國商朝末年殷人要向海上逃亡呢?原來在武王伐紂之前，殷紂王曾率領大軍征討位於現今山東省的“人方國”，打了勝仗以後，軍隊便留駐於此。後來紂王被武王打得慘敗，殷商王朝覆滅，留守“人方國”的殷商軍隊國破家亡，為了尋得棲身之所，隻好倉卒入海而逃。
商代祖先是否居住在渤海灣邊的一個航海部落，他們有著前人積累的豐富的航海經驗，而且素有崇拜太陽的習俗，篤信宗教所說的日出的東方可尋得“樂士”。於是，他們經年累月，在大海上漂泊，曆經艱辛，終於航達美洲大陸。在殷商時代，人們也有了初步的星象學和天文曆法知識，殷人已經學會掌握了依靠日月星辰來判斷航行方向的早期天文導航技術。同時，在航海發展史上，用風帆作為行船的動力，象征著已經從沿海短途航行發展到遠海長途航行的新階段。出土的甲骨文表明殷商時代已經實現了航海史上的這一重大變革。